论老舍对通俗文艺的两次选择

抗战初期和1949年回国之初,老舍先后两次选择了通俗文艺。这两次选择都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其中的差异还是明显的。在抗战初期,老舍自觉地选择以笔为枪,重视通俗文艺的宣传效果,从事通俗文艺实践。但在1941年,老舍对通俗文艺实践做出了清醒的反思,明确宣示不再从事通俗文艺的写作。这一反思是老舍习性的自然外化。1949年老舍回国之后,很快接受了新中国文学场的安排,重新从事通俗文艺的写作与组织工作。他的这一次选择与当时新中国文学场正在建立的一体化权力结构密切相关,显示出他在高度规范化的文学场域中的现实策略。     

论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别

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人们往往会将它们混为一谈,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差别,主要体现在概念的界定、时间意义、表现内容、意识形态、审美意义等各个方面。本文着重在这些方面加以阐述。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寒山的身份与通俗诗叙述角色转换

国内外学界之所以对寒山及其诗作存有种种怀疑,主要认为寒山诗的内容性质不一,思想驳杂矛盾,而以《寒山诗集》中一些具有自叙性质的诗来描述其人生经历,也有不尽吻合处。其实寒山的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表明,他的一生经历过儒士、隐士和编外僧三种身份转换的不同阶段。随着身份的变化,诗人的志趣亦发生改异,其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显得格外复杂和特殊。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与孙犁的小说创作比较

赵树理和孙犁均是延安文坛的代表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而来的道德伦理和性情本色。在艺术方式上,赵树理主要将传统的话本评书资源纳入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而孙犁则将古典诗词散文的审美格调和韵致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诉求。不同的路径选择带来了两人不同的命运变迁。     

神话·解构·颠覆--类型电影以及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类型电影

电影的诞生发展逐渐套入了类型化的既定的模式,从好莱坞到世界范围类型电影盛行于世,缔造集体无意识的影像神话;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电影的形式、内容和特征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略论元和体通俗诗风与佛禅思想的关系

元和体指白居易、元稹通俗诗歌所体现出的平易浅切的风格特征 ,其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 ,是元白在中唐佛禅 (主要是洪州禅 )世俗化倾向的文化背景影响下 ,在以俗为美审美观指导下 ,在诗歌创作上追求一种任情直吐、率意而成的表达方式和老妪能解的通俗语言风格     

心灵的解构与重构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心"、"心"是什么、心与身的关系如何,这一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经由语言学的心灵剥离、科学主义的心灵放逐、实证科学的心灵驱魅,古老神秘的灵魂不断地"祛魅",心理的本质得到了还原与澄清,灵魂问题亦演变为心理问题、心脑问题,而心灵哲学也正朝着自然化的方向重建.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近年来,中国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渐为学界所重视.本文从朝鲜半岛的史籍、文人文集入手,搜集、梳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第一手史料,进行甄别分析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介入朝鲜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朝鲜人民不仅接受了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忠义观念,而且以此小说为模式,创作出一系列朝鲜小说.在朝鲜小说 史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小说的衍变、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中国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发展分析

通过对我国影视产业的需求状况、经营现状、融资体制、相关产业、产业政策与法制环境以及出口竞争力等要素的比较分析,并对我国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可以见出我国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要尽快提高我国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网络时代和美国研究的普及与提高

网络在美国研究专业化和大众化时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的网络功能与美国差距仍在扩大;我们应重视网络功能中几个重要政策性问题;精心组织学会、高校、研究机构等学术网站;积极扶植和推动美国问题个人网站和博客的建设。     

对当代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化观批判

近年的历史题材 ,影视剧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繁荣了当前的文艺创作。但是 ,历史影视剧乐道于宫廷斗争和皇权至上并有意无意地张扬权谋文化 ,同样带来了一些社会的负面效应 ,造成当代影视文化的价值迷失。这种表现于历史影视剧中的权谋文化观 ,有具体的呈现样态和产生的背景。“剧以载道”是“历史剧”应肩负的使命 ,历史题材影视剧必须正确解读历史 ,弘扬先进的文化观     

文艺制度的悖论及其成因探讨

文艺制度必须遵循社会规律与文艺规律的双重机制，其制度化、体制化、法规化与自主性、自立性、自由性构成矛盾和冲突，从而形成文艺制度的悖论，在其对文艺的保障规范的双重功用中，一方面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起着消极的负面作用，由此形成文艺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性弊端。必须通过文艺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实现文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论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结构上的深层一致性,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否定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者既相互矛盾又互相统一。     

被修饰的梦境：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入赘”

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入赘是商贾融入异乡生活的一种有效手段,也代表了士人改换门庭的人生理想．但基于入赘所附着的种种社会属性,对于男性来说,它并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婚姻方式,不管是婚仪、改姓还是夺休,赘婿享受不到其他男性在婚姻中那种支配一切、掌控一切的快感,他们甚至都无法保持最基本的权利,不仅被人耻笑,而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走。但小说作者往往会运用多种手法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人物在入赘中所受到的屈辱和难堪,通过一系列手段的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作者在营造一个入赘的梦境的同时,也对这个梦境做了必要的修饰：入赘从损害男性自尊、让他们受尽歧视和冷遇,到变成一种男性可以从中寻找到足够的体面和尊严,至少看起来和其他的婚俗没有什么严重差异的婚姻方式。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论云南影视的历史与现状

2003前,云南影视作品呈现出"少数民族题材丰富、比重大,不同历史阶段主题各异,主角以女性为主,总体上影响力广泛,重视音乐歌曲创作"等特点。近年来,云南影视创作中,本土影视作品拍摄少、外来片或借景拍摄较多,拍摄模式以"外来导演+外来演员"为主,电影创作减少、电视剧创作增多,影视产业化进程加快。但云南影视发展也存在云南本土和云南题材影视作品少,对云南重大题材挖掘不足,缺乏本土人才等问题。     

艺术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及其实践

艺术教育具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校外艺术实践活动、发挥艺术社团的积极作用、营造校园文化艺术氛围等途径组织实施。     

“前后场”与“分经取士”——明代通俗小说对于科举因素的细部吸纳

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由此产生了所谓“前场”与“后场”的对立;而在前场中。又由于考生选取经书的不同,有“分经取士”规定。而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致规定,都被明代的通俗小说细纳进来,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吸纳这些科举因素的具体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