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道""技"观与企业文化建设

庄子感悟到“道”的存在与威力 ,并尝试用一种独特的“技”去说明与传播“道”。企业文化之“道” ,与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如能借鉴庄子的方法 ,企业文化建设可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从"道"与"logos"看其对中西方语言的影响

"道"与"logos"是中西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最高范畴和核心概念.二者之特征在诸多方面均相通,但是由于"道"之"不可言"与"logos"本身的"言说"的根本差异,导致中西方在遵循各自的最高哲学范畴的前提下,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野.语言作为人类行为的载体,集中反映了二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通过对"道"与"logos"的分析,解析中西方在其各自影响下的语言观的差异,可以为深刻理解东西方的语言与文化展示一个新的视角.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从托尔斯泰的上帝观看其对老子“道”论的接受与误读

托尔斯泰虔诚地相信上帝,对老子之道非常推崇,他认为老子的＂道＂是指与通向上帝的＂道路＂,多次引用老子的道论印证自己的上帝观。托尔斯泰如此认识是因为二者存在相似性：＂上帝＂与＂道＂都具有本源性,＂上帝＂之意志和＂道＂之规律都具有必然性,＂上帝＂之门与悟＂道＂之路都依赖直觉排斥知识。但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思想是存在根本不同的,＂上帝＂是以＂爱＂为其内涵的人格神,＂道＂是以＂自然＂为其内涵的客观规律。托尔斯泰视二者为一,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老子在西方的传播特点有关。     

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看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无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都只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客观事物的伦理意旨,因为儒学的本质是修身为本的为政之学,其主旨是不可能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儒学的盛行尤其是理学在明代的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偏见与误读——闵福德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解读

本文从文化翻译中的偏见与误读入手,介绍了闵福德译本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误读,阐述了孙子兵法诡道的科学内涵,从西方意识形态、译者的知识背景和能力以及翻译目的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导致闵福德译本产生误读的原因.     

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论二者对后世道德教育的影响

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的"善"分别是二者哲学的最高道德境界,在中西方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老子的"道"与苏格拉底的"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的是:"道"与"善"分别是二者哲学体系中的最高境界;二者都是在关注自然的同时,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二者的道德教育思想中辩证思维充盈其间;躬行实践成为他们道德教育思想的落脚点.二者不同的是:老子的"道"是混沌的,苏格拉底的"善"是明晰的;"道"始于自然,"善"始于认识你自己;"道"是建立在"天地人合一"的基础上,"善"是建立在"美德即知识"的基础上;得"道"之法为"不言之教",而获"善"之法为"产婆术".从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来看,二者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道德教育的分异,尊"道"成为中国感性体悟道德教育的传统,扬"善"成为西方注重理性主义道德教育的源流.     

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知识报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古生物学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中国文明正是在对食物匮乏与分配的持续应战中,创造出其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中国诗性文化。从原始形态的角度,汉语中“诗”的本源即甲骨文中的“寺”,这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其本质特征可归结为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所以它正是反对私有制进程的历史产物。当然,与现代文明中的反异化思潮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回归诗性智慧的精神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     

“车”也载“道”——论现代文化符号汽车其审美风格的变化传递的主客间性

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性符号,汽车已成为现代文明乃至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它从最初的“代步工具”已渐渐进入艺术领域并成为不可或缺的艺术符号,成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生命于它的生存空间发生关系、对话交流的必不可少的中间媒介,载着人行走与漫游渐渐从肉体在空间的穿梭升华为一种精神灵...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1907: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

1907年前后的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在留日学人中卓尔不群,标示出了这一群体当时的思想高度.他将一般留日学人那种宏阔抽象的"国家"意识潜沉到了具体的人与具体的自我,在1907年前后的6篇论文及其他文学创作与翻译中,传达了他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独特见识,开创了中国现代文明思想的新境界,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     

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从鲁迅到贾平凹,对疾病的书写从科学化到神秘化,从祛魅到复魅,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建构

理想人格是人追求自身本质力量而对美好人生形象的预设,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中最推崇和向往的人格模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社会健康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大学生应该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建构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从而把握好当代大学生理想人格的正确方向,丰富和完善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     

区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以沈从文和鲁迅为例

区域文化对作家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着重要影响,沈从文是一位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审美理想的作家。沈从文的《萧萧》和鲁迅的《祝福》虽然写的都是童养媳制度下的小丈夫制度,但由于受着不同的区域文化的浸染,两篇作品在题材内容的选择和对人生命运的阐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儒家“大同”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在<礼记·礼运篇>中所阐发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在传统社会犹如理想灯塔之光给予中国人以生命的希望,而且更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人,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既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又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建设近代化的国家而奋斗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     

"反讽":打开中国现代小说精神空间的另一钥匙--以对鲁迅《故事新编》的解读为例

引入"新批评"的"反讽"理论解读中国现代小说,就能打开一个个丰富而深邃的精神空间.以对鲁迅<故事新编>的解读为例,就由此进入了一个由鲁迅独特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与哲学意识所组成的,具有巨大认识价值和警示意义的精神世界.     

“圣”“贤”的现代困惑——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化阐释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人所共识;但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文化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故事新编》全部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是对英雄传说、先哲故事稍加点染而成的“新编”。八篇小说广泛涉及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各类古代先人,其创作历时13年,可以说,《故事新编》中融入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知识分子现实姿态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阐释鲁迅复杂的文化心态,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世界。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及其后果

思维方式本身没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从能否孕育近代科学的角度来评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确实存在严重缺陷。这些主要表现在忽视了人的知性在思维方式中的中心地位;缺乏分析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和综合方法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些缺陷影响、制约、阻滞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致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我们只有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入手,进行一场思维方式革命,发展理论思维,才能创造中国科学发展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