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儒家的"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情感上强调母亲的恩德、积极倡导对母亲的爱与孝、佛教徒母亲在子女信仰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及观音菩萨女身相的确定这几个方面。一、儒家"尊母"理念传统儒学具有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在历史上儒家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如儒家认为     

文元心法--晁迥三教思想研究

宋代著名中原文化大家族昭德晁氏的奠基者晁迥的三教思想,并非以儒家面目来融合三教,而是以佛学为支点,以佛教义理来反观儒道两家学说,发掘儒道两家的心性论资源,从而在方法上和随后出现的新儒家相合.     

试论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

南朝佛教在玄学化的佛学思维及其批判中,逐渐产生了对般若中观的认识方法的自觉要求,形成了以佛性为核心的般若思辨传统,预示了一心开二门的真如缘起义理体系。北朝佛教由注重对禅法的实践导致对诸法的实证分析,结合当时部分法相唯识学经典的传播,形成了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体验传统,预示了唯识义理体系。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不同思维传统与不同义理方向的融合,使南北佛教教义多元化。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光大——读《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建立 佛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既承继"解行相应"的传统,又放眼日西、兼容并蓄,佛教义学空前繁荣,并在高僧、学者、居士三个层面得到开展.近代中国佛教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且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考据学基础上,广泛运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开展佛学研究.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大批佛学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近现代佛学研究在僧俗两界均取得了累累硕果,佛教一片复兴气象.     

《文心雕龙》論“道”

(一) 关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思想体系,在学术界曾引起热烈的争论。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说他“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而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茅盾同志则指出他的“二元论倾向。”最近《文学遗产》上发表了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从“十力学派”的视角看牟宗三儒学思想的贡献

在现代新儒家中,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十力学派"占有重要位置。牟宗三从熊十力那里继承下来最为重要的东西,是秉持道德的传统,是坚守道德的理想主义。在此过程中,牟宗三对熊十力学术思想也多有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儒家心学学理有深入开拓,以及对新唯识论义理有进一步推进这两个方面。从这个视角出发,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发展脉络中的地位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来源于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和国外留学,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工农劳动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相比较,有其自己的特点.五四以后三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历史道路.探索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所经历的历史道路,可以清晰地展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唐墨学复继与诗学观念的新变

中唐作为一个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盛唐之后的衰落,士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复兴的主张及措施,也开始在学理层面展开思索。以往学界多注重士人对儒、释、道的接受情况,并以此来考察诗学观念的嬗变。从儒墨相用、孟墨同气两个方面考察中唐士人对墨家思想及精神的接受,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唐士人文化心态、角色心态的特...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     

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的现状与构建

在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生态理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割裂的,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知识分子发展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则是创造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其次,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转型社会的必然,所以分析转型社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需要有文化生态环境的依托.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的“社区”,其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

东晋高僧支遁留存下来的《支遁集》存在大量援引《周易》词汇的现象。从支遁诗文援引《周易》义例中可以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僧人是通过“格义”方式解读领会佛教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周易》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是支遁对《周易》思想熟稔运用的基础,支遁个人对《周易》的学习与接受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说的理论特色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实理”和“根要”,排除因果报应学说,也就排除了佛教的真实理论和根本要义,七千卷《大藏经》也只是对因果报应圆融详尽的阐释而已。然而,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既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也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观念,是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观念相冲突、相妥协、相融合而逐渐形成的产物。因此,它具有许多自身所特有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