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满特委与“民生团事件”

抗日斗争时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发生了"民生团事件",这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满特委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纠正了这一错误.     

论江西苏区的反“左”斗争及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江西苏区则是反对“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主战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进行的反“左”斗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     

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

湘鄂西苏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建立起的一个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到1934年,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全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四次肃反,最后解散了党、团组织,直至丧失了湘鄂西苏区。     

三次"左"倾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

本文主要论述三次"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的"不断高涨"论,革命性质上的"不间断革命"论,军事战略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反富农、"肃反"扩大化等方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害.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

鄂豫皖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教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次“左”倾错误的严重教训——学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书的体会

我们党在历史上多次犯过“左”倾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曾经造成极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又出现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犯了两次大的“左”倾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损失。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探析

在民主革命前期,我们党由于处于幼年阶段,在各方面都不成熟,曾遭受一系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又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则着重从当时中国存在产生机会主义的土壤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错误来论述我党产生“左”倾错误的国内因素。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泛政治主义和斗争哲学对中国现代化当代进程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长期错误,使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逆转。造成这种严重失误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理解偏差和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失误;二是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本文专题探析了传统的泛政治主义和斗争哲学对现代化建设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的内在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斗批”意识和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它的本质特征是一元独断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迅速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亟需重塑。中国共产党通过利益分配、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改造等方式进行社会整合,协调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巩固了工农联盟,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也进行了思想改造。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整合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在我们党以后的执政历程中,这些缺陷和不足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得到放大和强化,成为导致党长期“左”的错误的重要诱因,削弱党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状、作用和对策研究——基于湖南岳阳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之视角

要切实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组织培育壮大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解决社会组织的"定性"问题;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加大力度转移政府职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解决社会组织"定位"问题;切实治理和优化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环境,增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服务能力,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型"问题;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向"问题。     

高度自觉与“三型”执政党建设的现实响应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建目标发展的新定位,更是自身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体现。而建设"三型"执政党,党不仅有高度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同时也有在21世纪现实实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三型"执政党的现实路径是,既要在政党自身及其对象化职能的"三型"建设中发展,也要在现实有效机制监督的"三型"建设中发展。     

宪法政党条款的分析比较

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规制政党的活动,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涉及政党问题的条款。这些条款从其性质来说可分专门的政党条款和非专门的政党条款,前者是为规制政党而创设,它构成各国政党活动的根本准则。宪法中的政党条款既有许多共性的内容,也有一些独具国别特色的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的政党条款存在明显的差别。     

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变化和代际更迭研究

经过分析2011年换届的省或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和十二届至十七届政治局委员的学历,得出学历层次提高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历增多的结论,与之相伴的是中国领导代际更迭的三部曲:革命运动型官员——技术专家型官员——公共管理型官员。中国党政官员学历转变和代际变迁由多种原因造成:教育的迅速发展给深造创造了条件,部分理工科的干部通过在职教育变成文科;党和国家对于知识的重视,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阶梯;人文社科类型高层次人才短缺,公共管理型官员治国成世界趋势。党政领导干部学历转变和代际转换的积极影响:公共管理型官员顺应时代的发展,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巩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官员合格型权威提升;多学科门类的领导集体有利于科学决策;弥补治理中的价值理性不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程文超学术生命逻辑关系探究

程文超短暂的学术生涯却有着清晰、完整而又坚实的内在理论逻辑,借助"现代性"、"反抗现代性"、"当下文化难题"、"欲望的重新叙述"这几块牢固的基石,他搭建了自己宏伟的学术大厦。"现代性"和"反抗现代性"是他基本的理论视点,立足于当下文化难题,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两者复杂的关系,并企图为中国当下的文化困境开出药方,"欲望的重新叙述"是他为此努力和思考的结果。相对抽象的学术世界而言,程文超的存在和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构成了一种"生命的隐喻",他以个体的力量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强大和顽强。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