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法袍:揭开法官量刑心证的“黑盒子”——司法改革背景下量刑开示制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通过对6个刑事指导性案例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集的100个刑事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可以得出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量刑"黑盒子"现象,即量刑依据公开不充分,量刑情节与刑罚轻重幅度对应不明确,多个量刑情节或多功能情节并存时刑罚幅度选择模糊,亟需量刑开示制度予以破解。中国已有的可能涉及量刑开示内容的量刑规范化、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判前说法说理、判后释法答疑等制度实践均无法承担量刑开示之功能。量刑开示制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理依据,应成为一项独立的制度。量刑开示制度的设计,应以裁判文书为唯一载体,遵循"量刑情节列举+依据+功能+影响幅度+量刑结论"之表述逻辑,通过与附法律条文相并列的附件形式予以明示。     

论法官情感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虽然理论界存在争论,但是对于法官的情感因素会对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影响的事实,司法实务界并不讳言。对"刑之裁量"的科学解读、法官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量刑平衡的双重要求决定了法官情感介入量刑过程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从传统的估堆量刑到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脑量刑,自由裁量权在步步收缩。实践证实,自由裁量权需要规范、法官情感需要限制,规范化量刑便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量刑需要规则的坚守与情感的归位。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量刑规范化背景下的量刑说理制度及其完善

量刑说理消解了刑事裁决结果与公众预期之间的现实张力,在量刑规范化增强量刑结果客观性的基础上,增添了刑事司法的制度柔性。完善我国的量刑说理制度,可从规范裁判文书说理、合理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说理方式、维护量刑程序中的控辩对抗、健全量刑说理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简述量刑规范化改革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量刑不规范的现象,为了司法公正,对量刑进行规范化改革势在必行.文章就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评述.     

论大数据精准量刑对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

当前,实现量刑精准化的效果有限以及"类案不类判"等有违司法理性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准量刑。精准描述司法理性是精准量刑的重点;精准化量刑得益于司法理性的实现。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大数据技术与司法适用充分结合等前提下,精准描述司法理性可分次序进行:量刑规范信息化—具体个案、类案精准描述—具体个案理性自由裁量—民众反馈司法理性。为此,应着力解决刑罚量的数值化表示、通过实证分析表达法官理性与民众生活理性等难点,以实证确定量刑起点、实证确定量刑因素作用力大小、实证辅助宣告刑的确定以及实证反馈司法理性等为实现路径,完善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完成智能精准量刑目标。     

量刑建议的文本解读及规范适用研究——基于91份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种表达形式。量刑建议可以区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和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规范化司法改革”是量刑建议价值与定位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量刑建议呈现出提出义务化、内容精准化以及法院应当采纳原则化等特征。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实现精准化,是对检察官的检察业务能力和刑罚裁量理论功底的考验。量刑建议的规范适用,首先在宏观价值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从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出发,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理念内涵,厘清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不同价值定位;其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上需要对现行涉及量刑建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体系性的补充与完善,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行之有效的宏观指导;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与其他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充分地沟通与协商,发挥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辅助作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配套机制。      

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

2018年新《刑诉法》修订确立了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协议存在两种司法审查程序,简易程序为其中之一。由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简易程序本身的特性被弱化,庭审阶段的量刑辩护遭到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充分讨论。从理论上而言,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量刑辩护是否具有存在并实质进行的合理性,被告人是否自主进行量刑辩护,公平审判价值是否要求辩护人参与等问题需要分析和辨明。从司法实践上而言,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案件中确实存在量刑辩护,并且量刑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审判产生影响,但该辩护在实然上并不充分,并且缺乏内在动力。所以,需要对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进行研究,并对现有司法制度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量刑监督制度：解构与建构

在我国,量刑监督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其通过各种监督途径发现法院裁判中存在量刑错误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但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监督手段也较为单调,因而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有鉴于此,在对现有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说理型、诉讼化、系统化的量刑监督才能真正发挥量刑监督的作用.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     

协商性司法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制度构建

协商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潮流,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协商性司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其内在必要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其参与控辩协商的重要＂筹码＂,是协商性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其公信力的迫切需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具体制度构建也应适应这种司法潮流的需要。     

论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功能及其实现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量刑建议有五大功能,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活动,防范滥捕,扩展被告人的辩护权,制约法官量刑的裁量权,促进量刑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促进量刑从对行为关注转变为对行为人的关注,发展刑事诉讼中的合作协商精神。量刑证据的完整度和评估方式的科学性是影响我国量刑建议实质化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应当强化检察机关对量刑证据资料的收集责任,构筑科学的量刑评估流程控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有效实现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预防犯罪机能的功效。但是,对于该罪的量刑,立法及司法均缺乏足够重视,各地法院在量刑中的问题逐渐浮现。以江苏省法院网公布的三百份裁判文书为蓝本研究发现,该罪在量刑中存在诸如对缓刑、免刑乃至出罪的过度谨慎、对量刑情节考量的过于片面、各地法院量刑标准差异过大等现象,反映该罪量刑的不规范、不均衡。此种量刑现状引发的社会效应也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建立了醉酒驾驶行为刑法制约和诱导机制,同时又带来诸多弊端,呈现出优势与困境并存的局面。从罪状设计缺少限制性、法定刑配置不具有阶梯型、统一量刑标准缺失等多个角度解构其成因,并力图围绕着各种量刑困惑和社会成因,从血液酒精浓度标准的法律完善、醉驾行为社会风险的分级处理、从轻处罚情节标准的严格设定三个方面,思考解决该罪量刑问题的方案,可期待促使该罪的量刑步入法制的正轨,真正震慑酒驾行为。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法定刑以下处刑核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法定刑以下处刑核准制度,是立法者考虑到犯罪和法律适用的双重复杂性,为在特殊案件中做到量刑适当而作出的专门规定。但由于对何为＂特殊情况＂认识不一、核准程序繁琐、核准期限过长等原因,这一制度基本被虚置。＂许霆案＂之后,学界与实务部门改革完善这一制度的呼声渐高。应放宽实体标准,寻求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的平衡点,简化与完善核准程序,以消除程序的消极影响和制约。     

＂粮食银行＂的性质、渊源与功能定位——基于学术研究史的角度

有关＂粮食银行＂的现有研究多为模式介绍和经验调研,其中关于＂粮食银行＂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并不明晰。从相关研究对于＂粮食银行＂历史渊源的分析来看,大多并不明确区分＂粮食银行＂的金融功能与早期代储、代换等业务。进一步讨论了粮食银行的性质、渊源和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粮食信用和金融及其规制问题。     

完善与救济: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司法适用的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适用离不开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其中检察院提供的量刑建议对于审判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北京地区2017—2018年公开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裁判文书的分析,其中量刑建议被拒绝后审判结果更轻,倾向于采用矫正刑,并且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更加慎重。在量刑建议的司法适用过程中,体现了按犯罪嫌疑人区分量刑建议、提供理由、完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量刑建议格式化、幅度过大以及违反客观规律的弊端。对于量刑建议,应该从文书样式、衡量标准以及规范幅度入手,辅以值班律师的加入,进行优化。对于量刑建议被否决后救济程序的构建,应该让法院予以说明并且构建通畅的检方救济渠道。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问题的深刻揭．示,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