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被误解的词语辩析（二）

“明日”黄花非“昨日” 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总会发现“昨日黄花”一词。比如：“同仁堂的百年盛誉会否成为昨日黄花？”又如：“美网球迷爱红颜昨日黄花遭冷落”。还有：“多彩台历走俏挂历已是昨日黄花”。不由得纳闷，明明是“明日黄花”，怎么变成了“昨日黄花”了？     

理论思考的深化与“理论局限”的成因——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二）

胡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持续深入的认识,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文艺观有深刻联系,这在他对＂同路人＂的思考上得到集中表现。因此,胡风文学批评局限又是以＂自相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近些年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胡风并非真正＂自我＂和＂有根＂的话语方式颇受訾议。对于＂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根源,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生成和发展流程上认识,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局限的思考中得到认识上的深化。     

感“性”与理“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之二）

人的性是需要用理性去引导的,但更重要的是用理性引导民族超越性对人性发展的局限,认识高于性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文化在提升民族精神方面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崛起将对拯救后工业时代的人格精神虚无产生积极的价值。     

文学的“性”与文化的“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一）

虽然艺术不能摆脱肉体欲望的内容,表现生命欲望是艺术的本质和特征,但受文化制约的性才属于人类。艺术的追求不以肉体享受消解艺术的生命体验意义,也不以单向奉献的集团要求消解艺术的社会崇高精神,而是以创造理想性、超越性的艺术形态为人类发展和现实生存提供一种“诗意的栖居”。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辩证性——译者行为研究（其四）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两个端点间是辩证的关系,“求真”制约“务实”,但“务实”又高于“求真”。“求真”是译者的本能行为,“务实”是译者服务的目的所在。该评价模式用于评价译者的行为能基本上做到描写的客观性和解释的合理性。     

汉语特殊读音研究的理论——汉语特殊读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

汉语特殊语音是超出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集中体现了汉语运用和演变的复杂情况，是汉语言研究的特殊视角。汉语特殊读音研究应该综合应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音转理论和现代西方鼍通语言学的音变理论，还要结合社会心理、民族习惯、语言接触等语言外部因素。     

多元社会中共识的寻求及其方向——“牛津共识”刍议

正一、"牛津共识"的出场2013年8月20号到23号,由一个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的活跃民间组织,"中国神学论坛"发起的第六届学术研讨会在英国牛津召开,出席会议者有来自国内不同思想、学术流派的代表性学者28人。会议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达成的目标:在长期分裂、对垒、撕扯、相互攻讦的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等思想流派间就自身相互关系、就中国未来发展达成某种基本的共识,以期为突破社会转型瓶颈做些基础性工作,尽些"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会议经三天热议,数易其稿,最后终于通过了名为《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被简称为"牛津共识")的文件。9月初,"牛津共识"在网上面世,是月16号,《南方人物周刊》刊发了由记者李宗陶先生撰写的采访特稿:"‘牛津共识'降生记",~①这一特稿对于会议发起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赣语岳西话“V着（O）了”里“了”的性质及其参照作用——兼论唐五代“VO了”中的“了”

本文在介绍赣语岳西话时体标记的基础上,着重从复句或语段层面探讨岳西话句末“了”的性质和作用。岳西话句末“了”的表意功能可以概括为“凸A因,续B果”,“了”是因果复句中的后置关联助词。唐五代时期作为背景句的“VO了”,其“了”也有关联的性质,起“终A续B”的作用。近似后置关联助词,这是“了”从动词向时态助词虚化过程中的中间过渡状态。从复句或语段层面看,唐五代时期,“VO了”用作背景小句是多数情况,用作前景小旬是少数情况。当“VO了”充当前景句逐渐增多时,“了”就逐渐失去了关联功用．进一步虚化为单纯表示已然状态的时态助词。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了”,经历了“完成动词〉关联助词〉完成体标记”的语法化历程。     

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想

２０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２０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２０世纪红学史上的学术思想、方法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依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化而获得的。     

《红楼梦》邦索尔译本回目之美感再现

翻译学与关学的结合为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回目从功能上讲是全书的一个楔子,从语言上讲是全书美感的缩影。邦索尔神父作为全译《红楼梦》一书的第一人,在回目上再现了原文巧夺天工的语言关、物我两忘的意境关、活灵活现的形象美和自成一家的风格关,潜移默化中为后来者指明了翻译方向,为中华璀璨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之选择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古典名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译本和大卫·霍克思译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分别归属于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范畴,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语义翻译是文化典籍翻译的较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