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观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进行了评析,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构建理想社会的政治思维,理想社会体现了智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传统,理想社会建构关注财产关系的安排,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理想社会的生长点.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论纲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学派众多,其发展方向呈现出"诸神相争"的复杂局面,众多政治哲学家在规范性与评价性、哲学解释导向与政治实践导向、一元与多元、个人与国家、回归古典传统与朝向现代建构五个方面展开了激烈论争,由此呈现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蔚为大观的局面,也展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特征。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政治哲学在政治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吸纳百家之长,解决有争议的各种政治问题,用时代精神来把握现实和透视现实,从而引导政治哲学不断走向新境地。     

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 ,主张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的政治自由观、混合均衡政体观以及公民美德观。其理论特色包括 :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原则、相互性原则、积极行动原则。探讨古典共和主义 ,对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政治妥协与西方政治发展

英国政治发展属于典型的渐进—妥协模式,美国的政治发展中也充斥着政治妥协,许多重大的问题往往是通过政治妥协得到缓解并进而一步步解决的。妥协是许多西方国家解决国内政治冲突、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妥协实现发展,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作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的妥协却有着深刻的根源,因而妥协依然将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成为推动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手段。     

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范式转换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应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中获得阐释。由古希腊奠定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张力;就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整体而言,"哲学的政治"是它的基本取向,其实质是通过哲学遮蔽实践的政治意义,通过神化和物化自然使政治世界神秘化和"侏儒化"。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创新实现了从"哲学的政治"向"政治的哲学"的转换,具体表现是:通过实践哲学解放了被古典政治哲学遮蔽的劳动者,使自然与人的劳动实践建立起有机联系;清除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赋予政治国家由神秘的自然而来的形而上学特性,清晰地展露出政治的历史性和历史哲学本质。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西方政治中的合理性原则及启示

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合理化的过程,而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西方政治中展开为民主、法制以及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制。由于工具合理性排斥了价值合理性,所以,以原子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面临着价值虚无的问题。合理性原则在我国现代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政治可以把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相互统一起来。     

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哲学效应

与市民社会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相适应,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亦是在16－17世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从马基雅维利到洛克的200多年里,近代市民社会理念所悄然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从国家理念向社会理念、从君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倾斜,而这种变化背后更深刻的内容则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专制与自由、政治与经济由原来的高度重合走向相互分离转变的趋势。得益于这种历史转变,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才能够在18世纪的裂变中大踏步走向成熟并在19世纪的聚变中走向综合,由黑格尔开创的社会政治哲学也才在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中被改造成了一条把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性导回社会现实并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     

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

在现代多元社会,不同政治派别、群体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共存于一个社会,其稳定性的基础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上的超越具体善观念的重叠共识。阿克曼认为,达成共识的必要方式是政治对话,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以证成权力的合法性,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对话的根本要求是超越各方所信奉的道德真理和价值的中立性,因而需要避免直觉主义和内心独白式的思维方式,还要防止预设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来压倒对手的"优胜策略",和要求把不同观点转换成一个经过特别处理的评估框架的"转换策略"。约束对话的原则是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来说明自己在分配资源上的正当性。对话的中立性并不意味着无是非观的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体现了正当对善的优先性,而各方共同持有的正当性观念才是对话得以开展的根本保障。中立的政治对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社群内部,也适用于国际社会。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认识的“内核”———评金林南《西方政治认识论演变》

一、政治与哲学的“博弈”——政治哲学对政治思想史的阐释当政治哲学经过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的治疗似乎得以死而复生并逐步进入“中心话语”时代以来,研修西方政治文明的学者的认识似乎正在慢慢渗入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核。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国家学说的发展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关于国家的学说，存在着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然法理论的对立，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二者并超越二者，但他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与家庭组织的本质、目标和真理。在马克思之前，国家被看作代表伦理要求、最终目标、普遍利益的、永恒的、能动的组织机构，而马克思则视国家为工具性的、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从属性和过渡性机构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

政治权力与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概念,从政治权力与合法性的界定入手,探讨合法性的渊源,并以丹尼斯.郎的权力理论为核心,探讨政治权力的形式、属性、各种形式间的转化十分必要。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     

费希特政治哲学初探

本文通过对费希特政治哲学中自由和法律、个人和国家、民众和君主、国家和社会、理想和现实、革命和改良等重要论题的剖析,力图阐明费希特的政治哲学具有比康德政治哲学更为激进的革命性,因而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最高发展,是雅各宾专政的理论升华。     

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反思

政治哲学研究有关人的政治事务,而政治事务是在人性的问题域中展开的。由于人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政治哲学在构建政治制度和政体安排方面予以不同思考。古代政治哲学是以人性善为基础,主张一种贵族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构建自由民主制政体,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试图通过人性教化,使人向善,使共和国自治和自主。因此,我们通过反思政治哲学的人性假设,才能够认清政治哲学的政治事务的性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法拉比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法拉比是阿伯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著述颇多。他一生突出的功能是他全面、客观、系统地注释、评论与介绍了以亚思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与逻辑学原理 ,并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独到研究 ,为阿拉伯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学说 ,对欧洲中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世界思想发展史和欧洲哲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政体、社会结构、政治权力与印度发展

近年来,中印两国发展对比逐渐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随着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加快,不少学者认为:因为印度是所谓"民主"政体,最终将在中印发展竞争中胜出。但是,仅从所谓民主、威权等抽象的政体理论,认识印度的政治体制及其治理绩效,并对中印两国发展进行比较和预测得到的结论并不科学。如果从政体、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运行视角,从印度政体与传统社会结构,政治权力运行扭曲,政治体制推动国家发展低绩效等方面,深入研究现代印度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以发现印度经济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地区不平衡性以及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要实现赶超中国的发展目标尚存在很大难度、诸多问题。     

货币权力与资本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对货币权力的探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货币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关联在一起,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哲学诊断。首先,在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语境中,“作为货币的货币”确认并推动了私有财产权的生成和发展,造就了表征个人平等与自由的“权利幻相”。其次,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正义和本质缺陷进行批判,指出当货币形式过渡到“作为资本的货币”时,交换价值的社会化会使私有财产权嬗变为货币形式的社会权力,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原相”。最后,“作为权力的货币”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特有的价值形式抽象统摄了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环节,并以工资、利润和利息的“合法形式”掩盖了资本增殖的“不法本质”。货币“权利幻相”与“权力原相”的结合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具有重要作用,货币权力批判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现代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斯特劳斯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当代复兴政治哲学的尝试备受当前国内外学术关注。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重建基于其对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它有双重意蕴: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或者是以政治的方式让人们走进哲学。施特劳斯特别强调后一维度,并从这一维度重新审视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批判了以现代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科学,主张放弃将政治科学化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