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竞争与权力流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变化

疆域构成国家治理权力活动和流动的空间边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外。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会促使“超级国家”出现。“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技术援助、芯片控制等方式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使得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即一部分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配置在“超级国家”疆域内;翘板的倾斜方向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中国在应对“超级国家”的“智能霸权”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智能算法开始由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延伸。算法已不仅仅是特定的技术,更是社会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变量。掌握算法的企业和组织利用技术优势,把控社会的信息及资源,引导政府的决策,形成了一种非国家力量的“准公权力”。算法权力是泛在的权力关系,遵循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四大规则,可以影响甚至代替公权力进行决策。算法权力缺乏监管,过度的资本化和黑箱化消解了政治正义,催生了制度羞辱,并且导致了权利保护的危机。防止算法权力的异化,建立良序的网络空间,需要以政府干预弱化资本依赖,以法律规制限制算法偏好,以算法伦理保障人的价值,以外督内审显化权力运行,从而构建完善的算法治理体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及其衍生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技术工具选择,也促使国家治理产生深刻的算法依赖。算法偏见的存在及其隐蔽性会引发国家治理公平难题,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不同主体都可以找到卸责理由从而会引发国家治理责任难题。人工智能企业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因而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应对算法依赖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既需要人工智能企业自律,也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建立硬覆盖算法备案说明制度、不定时算法抽检审查制度、开放式算法结果观测制度,是推进国家监管的关键行动举措。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基于国家权力与资源的视角

国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权力的实施又必须依托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源情况较差,整体国家能力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同的时期,基层的技术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以国家权力与资源为分析视角,以运动型治理、项目型治理、基层民主型治理的三种治理技术为例,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的动因进行探讨,并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作出解释型的阐述。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论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涵义、结构与机理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智能科技的革命性进步必将助力中国创造智能政治文明新形态,这种助力作用的逻辑机理可以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授受过程予以解释。所谓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就是人类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而构建智能、高效和向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效能的活动过程。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的这种赋能,在种类结构上表现为多样性赋能,在现实实践上表现为多维度、多种类的复合赋能,在愿景结果上表现为形成新型的智能治理体系。实际上,要通过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赋能而型构出新型的智能治理体系,需要依靠一套复杂的作用机理,即人机授受赋能机理。在这个授受赋能的愿景过程中,新型的智能治理体系得以产生,人的主体价值得以提升,智能政治文明得以形成。在当今的数智时代,中国要创造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就要大力发展数智科技,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数智化支撑,建设数智政府,推进数智治理,发展数智政治文明,从而,渐进地创造智能政治文明新形态。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变化论析

民族国家权力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变化;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要维护国家主权权力,需要树立“新主权权力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人工智能时代政治权力的双重面相

当前,人类逐渐迈向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项不可忽视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不仅冲击着现代政治中的价值基础,更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和关系体系,这尤其体现在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内含的高效率、多中心、强依赖、硬门槛、黑箱化、情境化特性影响着政治权力的主体结构、作用范围、运作方式和作用效果,引导着政治权力或者走向数字集权,或者走向数字民主。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处在飞速发展之中,受其影响,未来人类政治权力的面相究竟如何我们尚不能妄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必须从政治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双向制度建构

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产生了人才和技术缺失、算法影子官僚、算法偏见、人机协同困难等问题,迫切需要建构技术向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应用。激励制度和约束规范并举是技术有效融入治理的客观需要,以激励制度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的正向作用,以约束规范减低或消除人工智能赋能的负面效应。当前,需要建构的激励性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以教育模式变革来培养创新人才;促进和强化产学研合作制度,使创新链、产业链与市场高度连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制度,激励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建立发展信息收集制度,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预判、协调和协同;建构行业标准体系,减少标准不一带来的浪费行为。需要建构的约束性规范包括加强立法论证,建构法律约束,打击人工智能赋能的侵权行为;强化对违反伦理原则赋能的制约机制,建构伦理约束,树立可信、可责、可知、可用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建构人工智能赋能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安全测试机制、政治安全审查机制、军事化防范机制、失业预警防范机制、突破国际封锁机制等措施。通过建构激励性制度和约束性规范,有效发挥两者的双向协同作用,以促进人工智能有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ChatGPT与人工智能时代：突破、风险与治理

本文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ChatGPT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以及这种进步的重要意义。通过回溯历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以下观点：人工智能发展将带来新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社会已经成为趋势;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突破自身局限的历史,人工智能正带来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人类扩展了肢体的机能,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扩展的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能,进入对自身局限挑战的最高阶段,人工智能将推动大脑和其他身体机能整合式扩展,形成智能社会。还分析了ChatGPT可能带来的就业问题和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如隐私和数据安全、算法黑箱可能带来的偏见和歧视、人工智能依赖等问题。最后,介绍了国外研究者关于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的思想,提出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     

社会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偏见的问题与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快速发展,社会已经进入了算法社会。算法已经全面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及管理的运行。然而算法并非是完全客观、价值中立的技术。算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偏见及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映射,逐渐显现侵害社会公众的人格平等权、隐私权,并对数据安全形成威胁甚至破坏,从而导致对社会危害现象的发生。因此,不应禁锢于算法中的技术乌托邦理念,通过把握算法偏见产生的环节及其存在的法律及事实风险,减少其因不确定性危害风险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有必要及时建构法律和综合治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并将对算法偏见的防控治理纳入常态化社会治理体系中。     

治理时代的权力与责任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进程中,权责关系始终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概念范畴.引发其发生变化的因素既有传统行政中心自身的理论预设问题,更主要的是时代变化带来的权力与责任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变化,并进而引发权责一致这一基本行政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的异化.随着治理时代的到来,公共权力主体日益多元,责任也在多元主体之间发生扩散,它既弥补了传统公共行政下权责异化的历史缺陷,但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清醒识别面临的挑战并抓住时代创设的机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任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法律回应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对社会治理造成了现实风险,其作为生产工具已具备了类人化的推理能力与行为能力,在知识产权领域、刑事领域、数据应用领域等引发的新生问题已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私人技术资本正在成为数字空间的真实权力拥有者。但现行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过分聚焦于算法规制,而忽视了相关责任主体的整体义务建构,导致法学理论无法适应新生技术的发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方法论意义不强。面对生产力水平跃升引致的问题,法律规制特别是相关规则研究应靠前一步,以结构化的体系思维与完整的框架建构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范式,确保以规则优势引领产业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     

治理精英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30多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构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新动态。目前,针对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大都以农村治理精英为落脚点,可以概括为农村精英的划分、农村治理精英变迁以及精英动员这三个方面。以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上下互动、协商式的治理方式,从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农民广泛参与、政民相互协商、多方密切配合的多元化现代农村治理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公司治理结构之权力制衡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权力分配的内容与形式,文章以国外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分析借鉴以图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公司治理模式,无疑是我国公司的最佳选择.独立董事可以作为监事会的补充机制.监事会不再真正发挥其效用,偏重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时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