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

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日本“新国防族”的崛起及其影响

“新国防族”的崛起是日本政坛趋向保守化的标志之一。一批年轻的国会议员以日本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为由 ,企图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 ,让自卫队更多地在“热点”冲突中披挂上阵 ,加快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新国防族”为日本安全战略新一轮调整推波助澜 ,已成为左右日本政局走向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国防族”目前还不是日本政坛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国防族”的固有弱点如过于褊狭、僵化的思考、缺乏与日本总体国家战略的整合等将逐渐暴露出来。     

安倍内阁安全防卫政策评析——以日本三份安全政策文件①为中心

2013年底,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首个综合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三份文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维领域,指明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安全环境、议题领域、战略取向以及实现路径,预示着日本安全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将出现重大转变。文章通过对日本安全政策主要维度的述评,指出安倍政府右倾路线指引下的日本安全政策越来越具有外向性、主动性和攻击性特点,其发展动向须引起所有国家的高度警惕。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日本“灰色地带事态”与中日安全困境

2016年3月起,日本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日本新安保法提出的三个关键"事态"之一,即"灰色地带事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指向与中国的海洋权益相关的争端问题。中日关系正处于"灰色地带事态"中的"冷淡和平"阶段。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矛盾的复合影响,使得当前的中日关系有渐行渐远的迹象,不容乐观。中日两国应积极努力构建信任机制,摆脱"灰色地带事态"的阴影,妥善解决脆弱稳定状态下的争端问题,克服中日安全困境,致力于发展稳定的和平关系。     

“安倍国防学”的二次政策跃进评析

"安倍国防学"——安倍在安全防卫领域的系统政策是其实现"正常大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继2013年以颁布三份安全政策文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NSC,制定保密法等三大举措,实现世人关注的第一次跃进后,2014年安倍国防学又以三大举措展开了甚为关键的第二次政策跃进,即转变禁止售武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二次跃进,从动摇国之根本——国家基本政策原则的角度上说,其意义当大于2013年的第一次跃进。它极大地加速了日本走向国防"正常化"的步伐,并与第一次跃进配套,使得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框架初步浮现、骨骼基本形成。同时可以看到,第二次跃进的每个举措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所影响,对中日安全关系产生了波及效应。     

新《防卫计划大纲》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

新防卫大纲在对日本安全政策诸要素——安全环境判断、安全保障的目标和手段、防卫力量的作用以及建设方针等的阐释上有一些新意,而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和强化西南群岛防务则成为其中的聚焦点。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具有某种重要的指向性作用和阶段性意义,尤其是在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安全范式和指导思想的变化、转换防卫基本方针、推动对华军事态势和部署调整方面,其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新《防卫计划大纲》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北大核心CSSCI

新防卫大纲在对日本安全政策诸要素——安全环境判断、安全保障的目标和手段、防卫力量的作用以及建设方针等的阐释上有一些新意,而"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和强化西南群岛防务则成为其中的聚焦点。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具有某种重要的指向性作用和阶段性意义,尤其是在推动日本国家整体安全范式和指导思想的变化、转换防卫基本方针、推动对华军事态势和部署调整方面,其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日台关系的新走向

20 0 5年 2月 1 9日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众所周知 ,1 996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美日安保条约的基础上 ,发表了美日安保共同宣言 ,指出一旦日本周边发生武力争端 ,美国与日本有共同防御的责任。此后 ,美日主管外交和国防的官员几乎每年都举行双边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 ,并发表联合声明 ,但从未就台湾问题是否包含在美日安保的范围内做过明确界定。美日这次发表的…     

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新动向

近年以来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一些新动向非常引人关注 ,其主要表现是不断在立法和实践方面突破“专守防卫”、“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日本防卫战略上的基本原则。在“无核三原则”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对这些新动向的考察来探讨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可能性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CSSCI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     

日本会成为军事大国吗?

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宣称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日本军界有人甚至称日本是“军事小国”。然而,近几年日本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它自称进入了“第三次开国时期”,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在财政预算中突出军费增长率,提出建立“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动向是否预示着日本要背弃过去的承诺,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呢?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特征浅析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2l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