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社科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其翻译方法却受到非议。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研究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有助于对其作出客观、辩证的评价。     

从《群己权界论》中看严复的自由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就是他从西方引进的重要启蒙思想之一。本文通过严复所翻译的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阐述严复关于自由的思想,将从自由的权与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几点启示这三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严复群己权界论解析

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无论是从译名还是从内容看,都忠实地传达了密尔的原意。所谓自由,就是"群己权界",就是政界自由,它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相区别。政界自由是从反对政府干涉的消极意义上讲的,按照伯林的区分,属于消极自由。严复在讨论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时,无所谓孰轻孰重。严复的表达与其说是己轻群重,不如说是群先己后。所谓轻重是在价值优先序列上作出判断,所谓先后是在时间优先序列上进行陈述。他在虑及民族危机时提出的"群先己后",其根基依然是密尔的"群己一体"。在严复的思想里,小己自由始终是国群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其自由观念是个人本位的。     

论严复的译名思想与翻译会通

翻译会通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对于西学术语的翻译，严复所采取的会通法成功地借鉴了古代佛学翻译的格义法，其译名的会通法与其翻译标准所强调的“达旨”也形成了有机统一。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期，这种译名策略有效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严复的译名策略也因过度依附本土传统文化而暴露出诸多的历史局限性。     

从“么匿”看严复译词的创制与近现代容受

为完成“新知识翻译”的历史使命，严复创译了大量新名词。长期以来，其译词创制和历史容受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公允评价。详尽考察严复译自英文unit的音义双关的“么匿”概念的创制、使用及其在近现代报刊、辞典、教科书、学人著述等历史文本中的容受情况，可尽可能还原严复译词的传播与接受真相，更加合理地评价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重新审视学界过于强调严复译词容受“断裂性”的观点，重视并肯定其“承继性”一面。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

全球化所导致的边缘化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这种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也是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入侵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种强势文化类型时,其后现代主义特性也会发生形变,形成"全球本土化"这一奇特景观。"全球本土化"的语境存在于后现代,它从中国视角重构全球话语,选择"国学"复兴为方式,最终以新儒学建构的方式指向自身文化身份。虽然"国学热"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出发点,应和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的文化追求,但其体系性不明显,同时迫切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状态。但"国学热"推动了新儒学的重建,作为"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正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身份中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新儒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也是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译名难”琐谈

翻译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译名难。译文学作品时会遇到不少译名问题,除人名、地名外,还有涉及历史背景、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宗教习俗、节日、住房、服饰,乃至圣经故事,古代神话等等方面的词语。至于学术著作,翻译时务必做到译名准确,则更是自不待言了。而且有些译名,“索之中文,渺不可得”、“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国近代翻译界的先驱严复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大,确实道出了翻译工作艰辛的一个方面。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自然必须刻苦学习,力求具     

从整体主义到群己协调:中国传统群己观的近代转型

群己关系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群己观历史上呈现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近代,在明清时期“公—私”观念转型和近代“意义危机”的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逐步发动了由“己”到“群”,从自我认识到群体认识的思想转型,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研究与反思:“信达雅”翻译理论新辩

严复的"信达雅"译论是中国100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传统翻译理论,但在西方译论快速发展的今天却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译界对其不同的认识虽有利于中国译论的丰富和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对此,文章分析了多位学者对"信达雅"理论的研究情况,考证了"信达雅"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状况,进而结合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现代翻译理论,剖析了"信达雅"的原意和现意,指出了"信达雅"在当代翻译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从“优胜劣汰”到“争以自强”——以严复对达尔文与斯宾塞理论的阐释为中心

严复是推动达尔文进化论在清末民初中国传播的重要思想家，但其进化论(天演论)并非对达尔文学说的照搬，而是中西思想资源与晚清历史语境的多重融合。严复一方面融合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与道家“去伦理化”的自然观，揭示出以竞争与优胜劣汰为特征的残酷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又融合斯宾塞的“直接适应”理论与儒家自强不息的道德理想，阐明了残酷法则下人类主观努力的重要意义。严复也摈弃了斯宾塞强调个体自由竞争而拒绝国家干预的立场，做出了适合中国语境的创造性理论转化。因此，严复天演论不仅展现出自然与伦理复杂的二元结构，也将达尔文主义从“优胜劣汰”的强者哲学转化为“争以自强”的弱者哲学，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中国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辩证法阐释——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应该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还是“异化”翻译策略,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此问题.《聊斋志异》英译历史告诉我们: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使用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动;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不是处于一种静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保持着动态的统一关系.     

“翻译中国”的文化政治——从“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谈开去

21世纪,中国翻译的使命发生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这使得中国的翻译主流方向出现了从“译入”到“译出”的大逆转。为了应对翻译中的这些变化,坚持译学反思和译学科学发展观尤为重要。翻译方向优劣之辩有深厚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译入母语”原则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化霸权。对“翻译中国”的西方歧视之音,中国译界从20世纪的无声到21世纪的发声,既折射了中西文化结构的流变,也标志着中国本土译者主体性重建的心路历程。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本土译者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积极主动地承担具有文化抵抗性和自我赋权的“译出母语”翻译。     

生命伦理原则主义的中国式困境、成因及出路

在中国生命伦理学领域,原则主义的决策框架遭遇实践困境,权利话语的“先天不足”,自主原则的分离以及忽略了人们实际条件的能力模型是其困境之源。西方将尊重自主作为解决困境的出路,但这种模型将自主当作一个静止的概念,遮蔽了个体与社会的真实关系;由于中国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以及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原则主义之西方解决路径在中国不具有适切性。在中国语境下,儒家伦理能为消解原则主义困境提供本土化的道德资源,包括“仁爱”的道德基础、“经权”的方法论、情理结合的理性条件以及家庭的介入。     

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语言深刻地制约着翻译,并合法地改变原语的思想性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汉语化的言说中建构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的歧变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过程。严复在翻译和介绍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时,颠倒了其思想的主次,明显压抑了个人优先原则这一前提,而张扬了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这一附则。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被纳入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严复始终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来解释和定义自由主义。严复所理解的“人”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民”,这样,他就把“人”最终纳入了中国古代的言说轨道,纳入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其结果是必然从根本上削弱甚至否定个人。     

视域融合视角下《资本论》核心概念“Produktionsmittel”中国化考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于19世纪末肇启在中国的知识旅行，其蕴含的“Produktionsmittel”概念亦随之进入中国话语场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概念是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在当前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语境下，以视域融合理论为指导，基于《资本论》汉译本的历时变迁，爬梳“Produktionsmittel”概念在中国的译名迁衍与语义流转，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国化的发生过程，为构建精准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正本清源。     

钱锺书“化境说”定界、定位与定类

针对学界对钱锺书“化境说”的理解存在的分歧,采取文本细读、以钱解钱、比较对照、综合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时空定界上,“化境说”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多学科理论,是钱氏打通古今、中西、学科的思想结晶;功能定位上,“化境说”是普通级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专家级和大师级译者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范畴定类上,“化境说”是钱氏结合对林译现象的重评,由个人翻译实践提升而萌发的片段翻译思想,并非他刻意建构的系统翻译理论。“化境说”的“三定”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将钱氏翻译思想发扬光大,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