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时代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理论逻辑、内在机制与操作路径

元宇宙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结构性、生态型的媒介环境改变，铺垫了元宇宙兴起的算力基础，也在加速人们对新媒体现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反思，带来一种认知与实践上的“范式与革命”。新闻传播学科关键性的核心路径以及具有带动性的突破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人的研究，探索人的多重化身表征、多模态延伸在虚实空间的传播行为与结构特征，即从社会动力学的视角，研究瞬时传播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结合，从小样本实验数据的循证研究，真正找到关键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在于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研究，即从元宇宙、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视角，以大样本计算网络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在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手段之外，将行为预测与传播效果测量放置于社会网络连接的群体之中，进而探索虚实空间中人的瞬时效果的情感认知加工，以及身体在场的自主神经活动研究范式，提升未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话”与“韧性”,深化新闻传播学科理解“媒介—人—虚实空间”及其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群的建设。     

传播学学科地位的再认识

出现于二战以后的传播学,经过近６０年的发展,从没成为主导性的学科。面临时代提出的巨大课题,传播学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最佳机遇,传播学研究的重心倾向媒介研究,传播的经济功能日趋重要,传播学的研究核心转向“信息人”研究。由于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特殊地位,传播学将成为学科部类之间联系的纽带。基于上述理由,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导性学科。     

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论传播学的科学革命（下）

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传播学被要求更多地关注人的主体性；而由于经验主义在假设和方法上的一系列缺陷，传播学无法解决时代课题而不得不进行结构性调整。面对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案的两重要求，传播学正在进行范式更替，人本主义范式已经浮出水面。但眼下的人本主义思潮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成熟和系统的理论。因此人本主义范式必须以“信息人”为研究核心，对传播学的合理成分进行重新整合。     

2009年度儿童传播学研究述评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曾将传播研究比作一个“十字路口”——不同学科的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汇聚其中,共同构建蔚为大观的景象。与之相似,远未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儿童传播学也类似于一个“十字路口”,来自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也在共同推进儿童传播这个领域的研究。     

传播学研究的认知神经科学路径

传播学研究经历了从行为到认知的范式转变,在经过三次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尝试之后,传播学与认知科学的前沿领域相互交叉形成了认知神经传播学。这一结合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路径。文章阐述了认知科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三次登场,并以此梳理了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后重点讨论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出现对于传播学研究带来的范式、理论、技术和方法层面的革新,并以说服研究为例,报告了认知神经视角下传播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的最后回应了目前学界对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在还原论和生态效度上的批判。     

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

翻译传播学是对翻译学学科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的一种新尝试,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学科研究范畴,即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外观式的探察。借用传播学的基本信息传播模式,对翻译过程中各个信息传递阶段进行逐一论述,指出翻译学科的研究可以从控制研究、文本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翻译传播学是翻译学学科向更为精细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对翻译学的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传播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思路之浅见

本文对传播学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展示，也涉及到传播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同时对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架构进行了关注；在现状分析和评论其它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学今后理论建构的重点，并对其媒介、整合等主要研究的发展思路进行了预测。     

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论传播学的科学革命(上)

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传播学被要求更多地关注人的主体性;而由于经验主义在假设和方法上存在一系列缺陷,传播学无法解决时代课题而不得不进行结构性调整。面对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景的双重要求,传播学正在进行范式更替,人本主义范式已经浮出水面。但眼下的人本主义思潮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成熟和系统的理论。因此人本主义范式必须以"信息人"为研究核心,对传播学的合理成分进行重新整合。     

传播学学科特性新探

作为一门有着广阔背景和多重来源的新兴学科,传播学的学科特性一向以复杂著称。然而在一种浮躁之风的影响下,传播学界对这个关乎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却漠然置之。针对这一状况,可从“新兴性兼有传承性”、“交叉性兼有独立性”、“应用性兼有理论性”、“科学性兼有人文性”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勾勒出传播学学科特性的基本轮廓,并借此强调传播学的理论建设须在认清该学科的学科特性的基础上实施推进。     

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知识图谱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致力于改进和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能。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将有助于突破现有研究局限和助力“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对2013—2020年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特征进行全景式总结,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中研究群体较为分散,作者层面和机构层面的合作程度较低,研究主题以“一带一路”传播为中心形成明确完整的内容体系,研究热点的演变则呼应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向战略传播的转变。总体上,新闻传播学领域现有“一带一路”研究相对滞后,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尚未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后续研究可从学科积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方向等方面进行突破,拓展学术空间。     

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学术思想述要

从发展传播学学者杨·瑟韦斯(Jan Servaes)的发展传播学术思想管窥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全貌。从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脉络,社会语境,参与传播范式,健康传播五个方面展现了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要点和思想体系。     

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多媒体传播学的学科构建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关系更为密切。多媒体传播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对传播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多媒体传播丰富了传播学理论,因此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衍生出一门边缘学科——多媒体传播学,就显得很自然。文章主要对多媒体传播学的学科构建进行讨论,探讨了多媒体传播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相关学科等,并展望了多媒体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前景。     

论网络传播学的理论构建

作为一个新的传播媒介和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网络传播理所当然地成了传播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被置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高地和前沿.网络传播学是在传播学经典理论的大树上发出的一个"新枝",它既要充分吸收、借鉴和利用以往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要与时俱进,站在传播科技的前沿,去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创新,这是网络传播学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首要条件和基本前提.     

编辑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编辑的产生缘于人类信息传播的需要.无论是从历时还是共时进行考察,编辑行为都是一种传播行为,编辑活动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编辑的目的就是传播.因此,将编辑研究纳入传播学视野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编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难题诸如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普通编辑学的建立,编辑学的学科地位归属等,并有助于解释和回答编辑研究中存在的争论和疑惑.     

公共关系学学源的传播学分析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公共关系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其研究的现状、特点、知识体系及其局限。公共关系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源于大众传播、定位于组织传播、正转向人际传播的应用传播学,恰恰相反,在关系传播的定位下,公共关系将有可能以“元传播”的身份,反过来为传播学提供理论支撑,这将预示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巨大转变和提升。     

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国家传播的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近百位专家学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中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就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等6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研讨认为,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研究主体呈现多重新向度,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重视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和累积性的理论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深度沟通,还应利用“话语转向”的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来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     

传播学与科技传播

传播学是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传播事实的研究。本文着重阐述了传播学中“传播”的概念与范畴，比较了三种典型价值的传播：新闻传播、知识传播和信息传播。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科技传播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科技传播研究中两个相对较迫切而又具体的课题：一、科技传播专门人才的培养；二、对于信息技术发展及多媒体技术应用带来的网络传播问题的对策研究。     

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

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既可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基本原理,并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可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聚徒讲学、周游列国、谏诤与酬唱、行吟与吟游、游仙与隐逸、题壁与刻石、传抄与印刷等,而与之相关的传播思想则有:“大言不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再次立言”、“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幻为真、声律传文等。此外,作家人品与政治地位、作品形象与故事情节、语言与修辞则作为古代文学传播的辅助性要素而存在。     

翻译传播学论纲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是跨语言的翻译传播,长期面对克服传播障碍、提升传播效果的根本问题,构建翻译传播学则是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翻译传播学是研究翻译传播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传播学的分支。以推动翻译传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宗旨,将翻译传播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研究,阐释其本质属性,分析翻译传播与传播、翻译的关系,论述翻译传播学的学理支撑、基本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应用,初步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