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道治子身”: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是张荫麟早年治学历程中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他最初在学界崭露头角,得力于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其研究契机缘于梁启超的影响。他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关怀下进行清学史的研究,追寻近三百年学术人物的时代意义,表现出敏锐的史感、广博的视野,此中充满对时代、民族的关切。对张荫麟学术史研究的考察,不仅使我们获知清代学术对张荫麟学术生涯多方面、础石般的积极意义,也有裨于更准确地把握张氏治史风貌及其转向轨迹。     

梁启超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

回顾20世纪的清学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梁启超与钱穆分别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是第一个阶段开拓性的代表。二人分别从相异的角度开启清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梁是一落笔就从“反理学”入手．把清学的重点放在经学，所以其三百年学术史花了许多篇章论述“清学”在“经学”上的伟大成绩，也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清代的反理学大家。钱则十分看重清学和理学的延续关系，主张欲厘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得从宋学入手。所以钱书对思想概念多作阐释，同时特别重视议政经世之论。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简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粱、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粱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两种“兴味”与“晚年定论”——试说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由来与意旨

向被视为《清代学术概论》姊妹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为一未完成之作。就其在任公生前刊发的部分而言,对其著述背景的考察,可以窥见任公政治兴味对其学术活动的影响;对其言说对象的揭示,则可得见任公对其时甚为热烈的整理国故运动和科玄论战的见解;而于此种种不自觉和不得已中,任公自觉调整了对清代学术史内容和认识的叙述,堪称其对近三百年学术的晚年定论。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

清代乾嘉以来,墨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民国时期,墨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兼爱一义成为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对于兼爱的各种讨论基本上以回应孟子的批评为出发点:学者或突出墨家对孝的重视,力证兼爱与无父这一标签没有关联;或将兼爱视为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或继承孟子的立场,对兼爱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个别学者在赞同孟子批评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墨家后学。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把握民国学者对儒家、儒学及对儒墨关系的基本态度。     

《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历史提示

《甲申三百年祭》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毛泽东就此书曾向中共高层敲响警钟，提醒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一直铭记郭文提示的历史经验，对党内可能出现的腐化变质保持高度警惕，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     

文人结社与清末民国旧体诗的现代上海书写

上海作为清末民国最为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汇聚了多种文化形态,吸引了大批旧式文人,报刊为文人的雅集唱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自由吟咏、自由表达的意识以及文人社团自觉的传播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上海作为文学创作的专门题材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人社团通过描写新事物、新风气,凸显上海的文明、时尚和摩登,并借助对上海本地历史遗迹、具体物象的吟咏,勾勒其兼容并包的形象。同时,他们也对上海的阴暗面进行了审视和反思。他们笔下的上海既是新奇的、物欲的、诱惑的,又是古老的、超然的、怡乐的,折射出现代人行为的矛盾性和精神的困惑,触及了“现代化”背景下生存、生活的时代命题。     

“新清史”视野下平定准噶尔的历史书写——濮德培《中国西征:清对欧亚中央地带的征服》述评

濮德培的《中国西征:清对欧亚中央地带的征服》一书,在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了清帝国平定准噶尔的历史。濮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详尽呈现了清对西蒙古的军事扩张,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边疆贸易、行政改革、知识聚合以及种族文化冲突和融合等多元面相;二是将清、蒙古、俄国看作欧亚中央地带大国博弈的三方力量,驳斥了以往内亚史研究中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观点和民族主义范式下中国(内陆)-内亚(边疆)的分析框架;三是在新清史的学术脉络下,立足于清区别于中国历代王朝的特殊性,突出了作为种族群体和文化整体的清帝国所具备的满族特色,弱化了汉化或儒化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此外,濮书的一些观点如对历史偶然性的过分诠释等值得商榷,但总的说来为我们研究中华帝国衰落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两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30年“虚实”范畴研究述评

"虚实"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中的核心元范畴,它辐射到世界、作家、文本和读者四大层面,涵盖了文学、绘画、书法等不同艺术门类,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和极强的生命力.近30年来,不同学人从哲学、美学、文学、艺术、个案及中西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研究眼光短缺,盲目重复撞车;缺乏对虚实范畴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研究;对两种指向之间关系缺乏科学认识;中西比较时,忽视了各种范畴术语背后的文化的差异;等等.     

浅析抗战前十年的民国教育

民国教育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而抗战前十年（1927年8月——1937年7月7日）为民国教育的黄金时期,以此时期的民国教育作为本文的论述对象,从中获得启示,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政治对学术的挟持:北美“新清史”等研究中的“拉铁摩尔基因”试探

近年来,北美“新清史”学派扭曲中国的一条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拉铁摩尔的思路,将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歪曲误读为一个保留了旧式帝国政权结构的国度,因而认为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表面上鼓吹的带有虚伪性的“民族自决”思想格格不入;与之类似的政治构陷手段也见于像卜正民这样的学者的著述中。而那种借助拉铁摩尔来为“新清史”进行辩护的论说恰恰没有注意到前者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性,即始终不曾承认中国从历史到当下一直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追寻中国历史的“早期现代性”——对美国清史研究逻辑预设的梳理与反思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清史研究中看似不含交集的新清史和大分流讨论,实则内含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一方面,新清史试图证明:满清王朝已充分掌握并广泛应用了武力干涉、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制图学等被奉为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的技巧,与近代早期的欧亚帝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加州学派的学者则试图呈现:几乎在所有可以度量的经济指标上,如人口结构、技术、资本积累、商业发展、农产品市场、人口迁移和农村工业等,1800年以前的西欧和中国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存在着具体研究问题的差别,然而新清史和加州学派的立论背后分享了这样一个共同的预设,即近代早期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深入探讨近三十年来美国清史研究这条暗含的主线,将有助于国内清史学界更为深入地理解新清史大分流讨论等美国清史研究的立论基础,批判性地思考现代性早期现代性等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和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路径。     

《日近长安远》的“混沌”叙事

《日近长安远》有意凸显凌霄花的坚韧、倔强和不屈,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新一代女性作家对20世纪80年代舒婷建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式宣告和抒情传统的解构。与混沌的生命状态相伴而生的叙述形式必然充满空白、断裂等引发的含混问题,而形式的症候表征并不真的成其为问题。懵懂的生命状态和叙述中的突兀、空白、裂缝相互契合,共同展示出该小说"混沌"的力量。     

民国文学史视野下通俗小说家“著史现象”考论--以张恨水的1930年为中心

1930年的张恨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文学史料收集和考证。他对通俗小说渊源的考证显示出对小说研究初步的学术积累。除张恨水外,民国时期通俗理论的相关论述,多出自于身为通俗小说家的作家之手,他们从创作实践出发,随感式地论说有关通俗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这成为民国通俗小说家表达文学观念的特殊方式。这些关于文学史零散但鲜活的论述应成为当下研究者建构现代通俗文学理论重新返回的历史现场与理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