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ODA战略布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减少了对传统援助对象东亚地区的集中投入,把重点投向地区扩展至"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包括东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与受援国的联系、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国家间竞争为主的外部因素是影响一国对外援助行为的三重因素.中国既是日本ODA主要受援国之一,又独立自主地对外提供较大规模的援助.中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国力和对外影响的显著提升,在日本ODA这轮调整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英国“印太政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

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作为曾经的域外霸权国,英国的"印太政策"体现出内在的承继性与代表性。通过梳理和考察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发现英国尽管在整体上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其"印太政策"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与政策目标。具体而言,英国依托帝国历史遗产,通过提升与局势稳定英联邦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强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历史纽带。与此同时,英国持续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印度洋领地的战略支点作用,加强与南太岛国互动,以提升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此外,英国还通过加强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并借助地区多边机制,参与大国地缘角逐与战略博弈,以维持在世界关键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超越“竞争性援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考

太平洋岛国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长期以来依靠外来援助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岛国对外来援助的渴求以及区域内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诉求共同塑造了"竞争性援助"的现状。"竞争性援助"使援助国更加关注自身的影响和利益,却忽视了岛国人民的真实需要。以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通过加强与传统援助国的多边合作、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实现战略对接和制度融合并保持对岛国人民的尊重,中国有能力也有条件和太平洋岛国共同走出一条超越"竞争性援助"的创新型发展道路。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分析

解构近期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中国准确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而且有助于厘清全球发展治理的建构基础和议题导向。从2018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政策迅速转向并表现出与中国援助模式趋同的特征:资金方式上从无偿援助为主转为开始采用贷款模式,援助领域上从重点锁定治理能力相关领域转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执行方式上从以财政援助和方案援助为主转为向单一的项目援助倾斜。这一调整的直接原因在于亚太地区传统的大国博弈加剧,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模式更加符合南太平洋岛国的发展诉求,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援助国试图应对新兴援助国对既有援助格局的冲击。该调整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全球治理领域必将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方面,"竞争性援助"客观上促成了受援国主导的发展援助模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变革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架构,但是全球治理摆脱大国博弈、实现去政治化仍道阻且长。     

美国对亚太地区水援助之分析及启示

本文是从对外水援助的视角深度分析美国的亚洲战略部署与外交政策实施。对外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捐赠国,水援助已经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维护亚太地区利益和影响力的重要重要工具性手段。美国在国内外广泛寻求合作伙伴,通过"三个支柱",影响受援国家适应性国家战略的制定。在受援对象上,美国根据战略需要圈定优先水援助国家;在援助内容上,美国的水援助努力对接亚太国家的国内发展与社会治理;在援助手段上,持续性进行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水援助活动,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的对外水援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简介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周弘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0 0 2年 3月第 1版 )是国内第一部从国际关系角度全面研究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理论著作 ,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话题与视角。 2 0 0 2年 3月蒙特雷世界发展筹资大会之后 ,国内学术界对发展问题 ,包括发展援助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此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得到了国内专家的普遍重视。对外援助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它为中心 ,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援助国与援助国之间、援助国与援助国集团之间 ,甚至受援国与受援国之…     

美国对尼泊尔推进“千年挑战计划”的战略意图及其认知逻辑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平队等传统援助相继遭遇“援助无效”和“彻底失败”等指摘之后,2002年“千年挑战计划”的推出一度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然而,站在受援国立场,美国的国际主义动机更多被解读为“现代帝国主义工具”、“大国诱饵”以及“政治陷阱”。发展中国家对“千年挑战计划”20年的接受史几乎也是一部拒绝史,历史上多次发生突然终止、项目退款和中途退出等“重大变化”和“折中”。美国尼泊尔版“千年挑战计划”的本质是美国通过投放“战略诱饵”加强对尼泊尔进行内部控制的战略工具。美国尼泊尔版“千年挑战计划”落地的重要原因和背景在于尼泊尔大会党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持续不断增长,而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理论混乱和力量衰减之中。     

从印太地区到印太体系:演进中的战略格局

印太地区的出现是由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两个区域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其核心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印太地区的形成为印太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印太体系的建构面临着两种战略路径选择:基于印太地区公共问题的治理体系与基于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同盟体系。从目前来看,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考量与美国和日本不完全一致,印太体系仍然具有可塑性。但是,朝着同盟体系的方向发展是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主导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化。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美国外交中的援助制裁行为

作为经济制裁的一种,援助制裁是援助国为了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延缓、减少、终止援助,或者威胁采取上述措施以惩罚受援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援助制裁,其目的是使被制裁国按其意愿采取或改变政策。援助制裁还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执行中,援助制裁却往往很难奏效。此外,援助国实施援助制裁的决心、目标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或抵消援助制裁的效果。     

平成时代日本对外援助的战略性演进及其特点

平成时代,日本实施对外援助的动机、决策机制、执行体制均表现出战略性不断强化的趋势。首先,对外援助被逐步纳入国家总体战略下进行运作,战略性功能不断强化。援助课题不断向政治、价值观甚至军事领域延伸,援助布局在保持对战略重点区域持续投入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球扩展,对外援助与全球治理的结合日益紧密。日本亦通过对"受援国自主性""保障人的安全"等理念的强调努力构建和推广自身独特的援助理念与模式。其次,经陆续调整,一元化决策体制逐步成型,在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决策过程更能体现国家整体意志。与此同时,日益完备的实施原则、措施以及一体化执行体系的建立保证了对外援助能够被规范、高效地执行。深入考察日本实施对外援助的战略性强化过程对优化中国对外援助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的对外援助:发展、特点与课题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大体有4个特征:第一,在战略上服务于与苏联的抗衡;第二,军事援助占相当大的份额;第三,往往是利用援助为杠杆来促进本国的出口和确保资源供应;第四,利用援助来保护其在旧殖民地的权益。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文化外交:目标、路径及效用评析

文化外交是一种民心相通工程,不仅可以为一国外交战略的实施提供社会和民意基础,也是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太平洋岛国是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线的重要区域,因此也成为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国。中国的太平洋岛国文化外交目标在于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打造岛国民意基础,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提升中国在岛国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中国文化外交通过文艺展演、文化教育交流、侨务外交、孔子学院等路径,增进了岛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增强了中国在岛国的软实力。不过,受异质文化因素及中国传统文化外交路径缺陷的影响,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文化外交的成效还比较有限。今后,中国文化外交需要增强双向度交流平台、交流方式、智库和人才队伍建设。     

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

地区间主义是欧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一种创新形式,欧盟印太战略是地区间主义在印太地区的新实践。在地区间主义的功能框架下考察欧盟印太战略,基本可以认为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平衡印太地区大国关系、推进欧盟与印太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建设、推动欧盟和印太地区国际关系合理化、提升欧盟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强化集体认同等作用。但是,由于欧盟内部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限制、成员国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不对称性以及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制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欧盟在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上存在限度。未来,欧盟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印太战略、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作为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     

中日对外援助悖向发展研究——以经济治国论为视角

中国和日本在实施对外援助的初期都兼具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但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援助路线。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外交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以偏重政治发展为中心到以偏重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线转型,而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却恰恰与此相反,走了一条以偏重经济发展为中心到以偏重政治发展为中心的转型路线。从经济治国论视角切入,以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和当今的中国对外援助为例,分析中日对外援助的异同与利弊,或将有利于两国对外援助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可能给世界援外工作带来一点启示。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