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市场价值

“双碳”理念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ESG表现关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而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究ESG表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鼓励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2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华证ESG评级得分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进行衡量,并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影响ESG表现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过程中还具有门槛效应;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公司治理维度在ESG整体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环境偏好、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

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使用2011—2020年各省份百度环境污染搜索指数、公众环保诉求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等数据,研究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所有制方面,环境偏好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更强,而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区位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边际影响更大;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市场化程度比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应推出更多提高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的措施,从需求端和市场化角度引导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关系探讨：中介作用与门槛效应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业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华东地区五省一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法、主成分分析法与非期望导向超效率SBM模型构建了测量指标,探讨了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均呈现上升态势;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针对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强化技术引领、区域协作与资源配套,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工业与高技术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减税激励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创新性地运用文本大数据识别手段刻画企业绿色转型,实证检验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有效赋予企业绿色转型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减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提振企业内外部预期、强化绿色创新动能,由此促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特别地,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绿色环保的情境中,针对企业的减税能够带来更大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力,并且展现出了较强的结构性优化趋向。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基本依循与路径优化

推动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新发展阶段,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是推动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升级,旨在构建农村绿色产业体系,打造乡村绿色和美环境,传承民间优秀绿色文化,构建生态共治格局,突出生态富民效益。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依循全面性、持续性、共生性和有序性基本原则,妥善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人类与自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制度设置层面应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绿色政策体系;具体实践层面应全面准确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创新运用绿色技术,营造绿色生产生活环境。最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高质高效、农村环境宜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富足。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

政府征收环境税是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的重要规制手段.文章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因此,制定合理环境税征税区间,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基于城市PM2.5和公司并购的实证发现

地区空气污染会影响域内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微观企业决策。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要求各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利用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污染企业发起的并购为样本,并手动搜集整理确定绿色并购样本,实证研究地区空气污染对域内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会提升域内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通过并购前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社会责任承担变化,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源于自主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是外部“压力”下的“工具主义”行为。从影响路径来看,地区空气污染引致的压力会通过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这两个途径影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最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地区空气污染加剧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检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国企、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成立。这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减排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绿色创新是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和重要推动力,剖析并识别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果和作用机制,对于我国推进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选择2012—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与旅游绿色创新的中介传导路径,以及环境规制在旅游绿色创新发挥传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能显著降低旅游业碳排放,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山东省经济绿色发展新动能的培育理路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积极培育绿色新动能是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方向和必然选择。经济绿色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核心是绿色发展。山东省在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重视程度不高、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大、企业转型受现实约束等制约因素,需要以完善考核制度为引领培育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市场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制度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224家上市企业的数据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绿色化转型,探究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寻找提升效率的可行之策,对加快装备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2015—2019年装备制造业224家上市企业绿色创新数据,选用网络SBM模型与面板Tobit回归进行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为0.739,呈波动下降趋势,科技研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呈反向变动趋势;2）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内部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各个细分行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不均衡发展趋势。3）营业净利率、政府补贴、环境规制和融资约束显著正向促进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股权集中度显著负向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上述因素对绿色创新活动的两阶段效率、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各个细分行业间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中国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构建现状、不足与完善

近年来,绿色金融逐渐引起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绿色金融制度体系作为该新兴市场发展的重要规则指引,主要从标准制度、披露制度和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影响绿色金融推动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的效用。研究发现：中国当前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存在绿色项目认定统一标准缺失、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配套激励机制力度不足的问题。因此,基于以上分析,该文建议借鉴国际绿色金融制度构建经验——《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标准体系,TCFD框架信息披露倡议和差异化资本要求激励机制,以“无重大损害”为原则完善我国统一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具体而言,定期修订配套绿色标准以引导棕色项目绿色化;建立渐进式强制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允许企业以“不强制执行即提交报告”方式披露环境信息;完善以市场激励要素为主导的系统化激励机制。     

绿色产品创新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

有效实施绿色产品创新战略,是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缓解环境压力、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突破口。现有关于绿色产品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产品创新的“理念基础—因果验证—实施路径”三个方面,以决定因素、供应链管理、战略、框架、产品发展、资源基础观、企业社会责任等为关键词的研究可能成为前沿热点。该领域现已形成由多个重要学者、科研机构和核心期刊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突显出多元化理论基础和跨学科融合态势。此外,针对中国情境的绿色产品创新实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未来仍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