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美澳同盟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澳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原因包括:从美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拥有极佳的战略地理位置,美军急需加强亚太二三线基地群的建设以拓展自己的战略纵深,通过驻军的方式减少澳大利亚"变节"的可能性;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出于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在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的情况下需搭美国"便车"以更好地寻求安全庇护,迎合其国内军事战略转移——实施"印-太"战略的需要。本文认为,美澳同盟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过程中,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石、通道、支撑和补充作用,但美澳间依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同盟困境。     

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

自2013年党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最集中的区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合作区域以及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中国软实力辐射的重点区域。然而,2017年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第一,美国以“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环境进行双重塑造;第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中美博弈叠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发对华供应链重组;第四,周边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态度可能进一步分化。基于此,中国应围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秉持“优先东盟,深化俄罗斯中亚,改善南亚,推动韩日”的战略思路,积极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举措上,加强开放合作,抓住“战略时间差”,将周边地区打造成新发展格局战略节点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创新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建构周边安全合作体系,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韧性。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科技竞争正逐渐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与核心。为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按照“弱它”与“自强”的双重逻辑制定了囊括“一出”“三进”“场外犯规”“规锁”“自强”五大核心举措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五项举措分别围绕阻止对华技术出口,阻止中国资本、技术、科研人员进入,对中国先进科技企业“精准”打击,率先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与大举加强美国科技创新基础展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的实施在一定时段内对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将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这一战略自身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单方面的科技遏制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科研投资、完善科技创新体制,进而加速实现“技术本土化”与“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

"印太"作为近来美澳印积极推动的地缘概念,不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地理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产物,客观地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现实。中国因素是"印太"相关国家将传统上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整合为单一战略弧形地带的显性因素,中国战略利益外延的拓展使中国超越了传统的亚太国家而成为典型的印太国家,这是印度与澳大利亚战略界的"印太"设计者始料未及的。中国没有必要对"印太"消极抵触,但应对"选择性排除"及"针对性推动"保持警惕。     

美欧的“印太战略”：内涵差异、动力来源与合作限度

随着权力转移进程加快,印太地区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英、法、德和欧盟纷纷出台关涉印太的战略文件,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由此,美欧的“印太战略”有何不同、为何不同以及是否在印太地区存在对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得到解答。研究发现,美、英、法、德、和欧盟的战略内涵分别是战略竞争、塑造全球影响力、包容与有限主导、多边合作和自主务实。从动力来看,战略差异受到安全结构、经贸结构和知识结构中权力变迁的影响。上述结构也为各方进行战略对接提供了路径选择,但存在一定的障碍与局限。对此,中国亦可从安全、经贸和知识结构出发,应对各方“印太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动因与前景分析

2018年以来,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两国延续并深化了在军事、经贸等领域上的长期合作,而且双边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展到太空、新能源、反恐、网络安全、印度洋区域治理等新领域。法国为了推进“印太战略”和维护海外领土的安全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印度则希望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保障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加强自身与欧盟的关系。此外,印度和法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崛起、国际秩序格局的深刻变化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战略认知。因此,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这也为未来两国继续深化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印度和法国在战略重心、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印度当前的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将对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形成一定的制约。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腾飞,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与外部的相关性应体现为主动性、获益性、可控性、可持续性,否则,这种依赖性就会造成对外依赖的“锁定”;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的现代化是依靠外向型经济战略而完成的。对于外向型经济转型,自主型发展战略是一个最优选择。处于全球金融风暴中的中国,应该实施自主型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同时又强调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外市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种文化融合和更新之间的均衡和协调,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尽快转型。     

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

随着21世纪以来日本战略文化加速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型,其联盟战略的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着力改变自战败以来一直坚持的依附美国的单一化联盟结构,转向打造以地区大国和结点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联盟。这并不能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做出充分的解释,体现出的不是日本传统"与强者为伍"的联盟战略理念,而是贯彻着领导力和均势的内在逻辑。以领导力和均势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既解释了日本双边安全合作"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又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日本基本构建起了以日美同盟为第一层,以日印、日澳战略联盟为第二层,以日越、日菲志愿者联盟为第三层,以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第四层的多层安全保障体系。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

嵌入式援助是指一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利用本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优势把本国的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治理模式嵌入到受援国的治理架构中,重构受援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深度影响受援国治理议程和政策偏好为目标的援助形态。近年来,出于制衡中国崛起、利用太平洋岛国的独特地缘战略价值、护持太平洋霸权和扩展软实力影响的战略需要,美国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实施嵌入式援助,推动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实现战略耦合,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全政府协同、注重治理经验输出、依赖联盟网络、采用项目外包和嵌入领域广泛的特点。美国的嵌入式援助在本质上就是以柔性、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试图在大国竞争中以治理软实力塑造太平洋岛国的美国认知、治理结构与对外关系,维护其在太平洋岛国的话语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稳定由其主导的“印太秩序”。由于受到自身霸权相对衰落、部分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自主性增强等多重因素限制,未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成效将充满不确定性。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英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立场：认知、影响与中国的应对

英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认知,主要体现在法理、政治和历史三个层面上。英国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顺应了其一贯对国际海洋法的原则主张和海洋利益诉求,它谋求利用该问题提升“脱欧”后在印太的影响力。同时,英国有意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采取模糊表述,以便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英国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在给中国的南海维权制造麻烦的同时,也将损害“全球英国”的前景和中英关系大局。对此,中国要坚持“预防为主、区别对待、多管齐下、软硬结合”的方针,从容加以应对。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新文科背景下翻译教育“数智化”转型研究

新文科建设的推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高校翻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会亟须高校培养具备翻译实践能力、人文素养和数字素养、思辨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翻译人才,“数智化”转型为创新翻译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模式。该文立足翻译教育“数智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从学科整合与专业结构“数智化”建设、课程体系“数智化”重构、课堂教学“数智化”创新、评价体系“数智化”完善、社会服务“数智化”协同和师资队伍“数智化”支持等维度,探索新文科背景下高校翻译教育“数智化”转型框架和具体突破路径,以推动高校翻译教育“数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