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强制性披露研究

上市公司信息的"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之争由来已久。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的现实状况是强制性披露制度不健全,自愿性信息披露不足,无法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市场失灵"和"委托代理"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表明,高管薪酬信息应该坚持以强制性披露为主的原则。美国高管薪酬强制性披露制度的变迁,可以说是一部"监管"与"反监管"的历史。近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高管薪酬披露的建设上取得重要进展。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我国可从几个方面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强制披露制度:一是充分、完整地披露高管薪酬具体构成项目;二是要求披露薪酬讨论与分析报告,并以图表形式说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薪酬与公司风险披露制度的建设。     

环境规则视角下ESG信息披露模式的制度探析

在气候变化、疫病流行等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成为绿色金融创新的有力工具。在ESG三个维度中,环境要素获得的政策关注度和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从环境规则的视角出发考察当前ESG信息披露的自律监管、强制监管和公私合作三种模式及其典型代表。中国的ESG信息披露主要采用强制监管与公司自律监管相结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整体趋同但仍有差异,环境规则方面的制度建设较为系统,但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碳减排方面的信息披露规则仍较缺乏,环境规则碎片化、披露信息漂绿化以及信息披露平台缺乏权威性等现实问题,需要通过优化制度模式、整合环境规则、监管披露行为以及破解信息孤岛等措施来加以解决。     

预测性信息披露与监管研究

会计目标要满足会计信息需求，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信息？多项研究表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预测性信息有着较大的需求。从美国和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与监管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在预测性信息披露与监管方面应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引导公司进行风险的充分披露，建立开放型的预测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以及预测性信息更正与披露的免责制度。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优势、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随着ESG投资的兴起,上市公司ESG信息应否强制性披露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议题。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有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信息质量的制度优势,但我国选择该模式并将其制度化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还有待探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风险规制的需要和证券法中信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可成为ESG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正当性基础。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构建,可在将重要ESG信息解释为证券法框架下重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证监会制定基本原则、证券交易所设计具体规则形成结构化披露规则体系;宜区分以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为中心的ESG理念和以关照利益相关者诉求为核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分两步建立ESG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合规成本,推行渐进式实现方案。     

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完善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披露有自愿性和强制性之分,强制性信息披露代表着立法的介入.就中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现状而言,确立强制性信息披露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中国自一开始起即十分重视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寻求完善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法学界面临的又一个课题.     

美国信息披露的发展及自愿性信息披露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金融市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投资者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高,强制性信息披露很难赶上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变化。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补充和深化,它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突出其"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借分析美国自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信息披露方式的发展过程及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及意义,为促进我国信息披露的发展得出几点启示。     

上市公司信息的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助力器,选择合理的信息披露模式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发展,有利于信息使用者获得充分、完整、真实、准确的信息.鉴于我国目前的强制披露中仍存在披露不真实、不及时、不充分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信息披露模式,并设立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相关内容的判断原则,以确定不同披露方式下应披露的内容,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补充和扩展,是体现资本市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但目前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股权结构是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自愿性信息披露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比较小。因此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加强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和引导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     

论证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原则

作为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的灵魂 ,公开性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原则 ,信息披露及时性原则即其中之一。我国证券法应当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及时披露义务 ,完善相应的制度。     

反思信息披露制度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与商业秘密保护矛盾日益凸现。在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商业秘密保护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完善证券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使二者能够最大程度的协调统一等方面的建议。     

关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探讨

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作为强制披露的有益补充,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就此论述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积极意义,对制约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若干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自愿披露的现状,并提出在我国推行自愿披露的相应对策。     

公司治理的会计信息披露及管制

会计信息披露通过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达到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因而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由于存在契约成本、信息成本以及第三方审计失灵等问题,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会计信息披露的均衡,政府管制成为保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必要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国际经验,健全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会计信息披露政府管制体系,对于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安徽省重污染类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探析——基于2001年至2012年的经验数据

以2001年至2012年安徽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对招股说明书和公司年报中的环境治理信息披露状况分析发现,安徽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在一系列政策法规出台后,披露内容不断完善,披露水平持续改进,以定性化描述为主,定量分析的内容有所增加,法规强制性效应凸显。但披露动机不足,企业自愿披露环境治理信息中存在着显著的印象管理行为,往往披露有利于树立良好形象的正面消息。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基本无关,而公司规模、竞争优势以及行业类别对环境治理信息披露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09-2019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关注所有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存在一定的作用条件。实证结果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经济后果的积极影响,以及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

重要性是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它与会计信息成本效益直接相关,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中有着非常广泛的运用.运用重要性原则,有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抓住关键点,使提供会计信息的收益大于成本,最终实现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收益的目的.重要性原则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主要体现在会计账户的设置、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和会计信息的披露...     

董事性别结构多样化的法律规制

董事结构多样化日渐成为公司治理新焦点，其在质的一面可以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在量的一面可以增强公司业绩，也在私人层面践行性别平等之理念。但无意识性别歧视与行业限制、占优的董事男权与个人英雄治理文化、女性象征主义标签缠身、封闭的董事任免机制等因素都阻碍着女性进入董事会。同时，此问题的规制框架并非仅受公司法约束，在上市公司的维度，还受证券法、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规范的规制。故域外围绕着性别这一特殊要素，就改善董事会结构，打破董事会性别失衡，增加女性董事比例展开了一场软硬兼施的运动式改革。总体改革措施包括定额/配额制、多样性信息强制披露规则、遵守或解释的公司治理准则、企业自我约束、市场外部压力等。具体规制手段的选择受制于一国在政治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商业文化、制度竞争的压力模型等方面所面临的差异化图景，故建立中国公司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规制理路不可简单模仿他国模式。为推动董事性别多元化，基于我国当下促成董事性别多样性的既有手段和现实效果，参照域外经验教训，配套细化《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第25条；制定以董事会多样性为内容的信息披露和“遵循或解释”的董事性别多样化规则；建立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为对象的定...     

ABS信息披露对传统证券制度的突破

传统的证券信息披露制度与资产支撑证券信息披露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证券信息披露围绕着证券发行人整体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的信息披露。而资产支撑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着重于特定资产状况和现金流分配状况的信息披露。传统证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对资产证券信息披露所包含的特殊法律关系有着较大局限性。因此,对传统证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局限性的突破,构建专门的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创新已显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