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视域

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和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平正义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公平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视域下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以发展为源动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以共享发展为基本理念,不断实现共同富裕;以改革创新为助推剂,构建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拓展国际视野,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     

论文化润疆的法治逻辑及规范调适

“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其强调文化符号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围绕新时代文化使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象征、精神标识融入常态化宣传教育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边疆治理实践创造有利条件。文化润疆的概念产生于对口援疆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关系进行再调整的过程。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法治理念融入文化润疆全过程、各领域,在一致性、连贯性、规范性的基石之上构筑身份认同、激发共有回忆、延展情感培育空间,多维度促成时代与使命、理念认知与情感认同、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的转换同构。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文化润疆,需要完善文化治理的法治保障体系、提升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能力、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为本：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刑事法治理念,尤其是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导向问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时期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实践良法善治的基本前提。而将以人为本作为实践良法善治的内质与形态,无疑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被“框定”的中国国家形象：解构与重构

当前,西方国家的涉华话语多以“框定”的方式来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在物质、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具体议程,将中国国家形象转化为其社会中广泛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面对这种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裹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不仅需要突破过往西方基于想象的非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的不实框定,还要在现时的实践过程中探寻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为全球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空间。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完备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并依据从观照本土实践问题中所得来的思想、知识与理论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重构。     

国家治理转型与法治现代化的平衡和调适——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现代国家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全面实行法治,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也是我国国家治理持续转型的过程,并伴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制定不能被忽视,其是法治的基础和内核,决定着法治的发展和走向,进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入推进阶段,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使法治建设意义更加凸显,法律制定的功能转变为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规范,还要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体现为法治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所制定的法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历程的规律,就能够明晰改革来时的路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及未来面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民族政治与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善治目标,与其民族政治的理念、路径、制度、法治与治理现代化是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包括民族政治文明理念、民族政治制度完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定贯彻中国在族际政治文明方面的理念、制度和法律,深化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多民族社会环境,我国应借鉴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族际政治文明理念和治理经验,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     

我国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研究

目前,我国已步入社会新常态,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所面临的任务艰巨。以司法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正当程序缺失,难以满足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坚持程序法治,加强我国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新时期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要求树立法治信仰，法治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是公民道德的重要体现。同时，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公民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树立法治和德治的理念，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新时期治国理念的升华。     

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权力运行失灵的有效方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势在必行.然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树立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并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国社会需要在法治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决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论法的理想类型及其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法虽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从法的历史制度形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来看,各种类型的法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功能和价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蕴,压制型法中突出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国家亲权需求下的法律父爱主义,自治型法体现了民主法治下基本自由主义精神,回应型法则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法律合作主义精神。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当代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化逻辑与国家形象建设

在"安全化"理论视角下,"能源"在当代世界已成为一个从多角度被高度安全化的范畴,可以同时作为"存在性威胁"和"指涉对象"进入安全化进程之中;能源是一个独特的、极为重要的议题,具有极大的安全化潜力。能源因素同时作用于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能源话语"(尤其是"能源安全话语")是一国"能源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建构元素。"能源安全话语"与"能源软实力""国家能源安全"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维护能源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的建设与维护需要依赖能源安全话语的持续建构作用。近年来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观"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视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与中国理论。中国能源话语应积极建构自身"积极、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完善能源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能源故事。     

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行政诉讼改革的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着眼于提高行政能力和扩大社会参与,而且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功能。法治能够为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其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法治的功能有力地表明了习近平指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论断的正确性。以实现善治为基本目标,本文倡导将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模式,提升司法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2014年以来的行政诉讼改革为研究对象,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正当性分析

法治国家不仅要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能及时给予被害人应有的救济。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实现刑事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对于提高打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应坚持的五种思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重要决定,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逐步走向成熟。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和经验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行政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即服务发展大局的战略思维、坚定发展信心的历史思维、抓住治理关键的辩证思维、提升治理效能的法治思维及增强忧患意识的底线思维。这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努力具备并长期坚持的重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