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可以从经济学中寻找到理论根源。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在于使原有行政体制下的外部性内在化。行政问责制的有效性受到实施成本的约束,降低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成本必须从塑造责任政府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保障公众知情权等方面加以解决。     

刍议我国行政问责制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行政问责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公民参与问责是异体行政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备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文章从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性出发,剖析了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地就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究。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行政问责制在提高我国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与不足。就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在正式制度建设、非正式制度完善、明晰问责客体,健全问责主体体系、健全问责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对策。     

行政行为异化的新制度经济分析

行政行为异化主要表现为本原上应具备无偿性特征的行政行为变成个人和部门的牟利工具和私有权力,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交易成本理论能够解读其产生的原因,揭示其实质和危害。制度变迁理论则能为反行政行为异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引,通过分析和论证,可以明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规范行政行为;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等是反行政行为异化的根本制度保障。     

试论公共行政价值异化

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不是直线突进的,它总是客观存在着偏离希冀目标的趋势和可能,这就是公共行政价值的异化.它贯穿于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全过程,渗透于公共行政价值的主体、客体和内容3个方面.公共行政价值异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希冀和理想之达致就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克服公共行政价值异化的过程.     

论高校校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领导体制,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校长权力失衡容易使校长权力滥用,导致教育腐败,这种背离了校长负责制初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校长权力的监督不力造成的。要完善对校长权利的监督,应对校长实行问责制,完善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制度,使二者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与制衡功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使问责制有法可依;改变过去的校长由上一级教育行政领导任命的状况,建立规范的校务委员会;加强异体问责,使问责主体多元化等等。     

问责制与美国高校管理

问责制度首先用于行政领域,后随民主化等推进,在美国高校管理中被广泛采用,是美国政府及社会监督高校的一项重要手段。问责制在美国高校兴起的原因是教育质量的滑坡、经费的缩减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问责制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规范,健全“明确责任—实施问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完善问责法规、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行为、健全问责机构,才能朝着长远、科学的方向发展。     

论公共行政权力的属性、异化及其超越

公共行政权力兼具公共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之间的冲突,根源于公共行政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就公共行政权力的作用领域而言,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含混不清;就其约束路径来看,“外控”与“内律”的缺失,都决定了公共行政权力异化的可能。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公共行政权力的“公共性”本质,因此有能力超越公共行政权力异化,实现社会的和谐。     

生态异化根源探析

生态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直接后果,而劳动异化是分工和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度来看待生态异化的原因。在阶级社会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是分裂的,分工对于劳动者而言是自发的却不是自愿的。这种分工和私有制背景下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否定性的劳动,它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片面化为单纯的生存关系,自然界仅仅作为经济利润的来源而存在,随着现代异己分工的强化,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巅峰。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领域中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社会发展领域中贯彻以生产力为主的评价尺度,再加上对科学技术的不恰当使用等因素,对生态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代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随着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面世,许多学者结合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解读,从中引申出很多自己的独特的异化理论。当代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从绝对贫困下的异化理论与相对贫困下的异化理论、当代异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异化理论在当代的发展3个方面对当代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当代异化理论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联系表现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代异化理论有启发、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异化劳动有着共同的批判、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商品拜物教有着共同的批判。     

青少年疏离感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通过对875名初一至高二学生的问卷调查,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发展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最高,其次是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最低。（2）高中生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在每一年龄段内,疏离感随年级升高而增强;但青少年疏离感性别差异不显著。（3）家庭功能中的角色、沟通、情感反应和情感介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疏离感,问题解决和行为控制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不显著。     

技术异化的哲学意蕴

技术作为"客体",自身不存在异化问题。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技术异化,实质上是指人们在对技术的使用中违背了人类的整体利益。技术异化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人的异化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现实存在,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技术异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相互关联的多种表现形式。伴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增强,技术异化的后果也表现得更为严重。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