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与其他政治体制一样 ,联邦结构也必须能够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本文概述了引起联邦制机制和进程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民众取向和期望的变化、环境变化引起的政策议题变化、新的统治和公共管理模式、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有人抱怨联邦体制过于僵化 ,但是本文却描述了使联邦机构能够回应环境变化的多种多样的机制和进程。其中包括宪法修正案、司法解释、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以及政府间协议、财政联邦制、不对称安排、权力的委托以及在有限情况下所能使用的应急权力     

联邦分权的模式

当前大小政治单位面临的压力导致了对联邦政治体制的诉求 ,希望藉此缓解压力 ,调和多样性。现已成型的主要联邦制度模式包括 :联盟 (unions)、宪政分权联盟(constitutionallydecentralisedunions)、联邦 (federations)、邦联 (confederations)、盟邦 (fedarcy)、联合国家 (associatedstates)、国际共管 (condominiums)、同盟 (leagues)、共同权力机构 ( jointfunctionalauthorities)以及混合体 (hybrids)。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中 ,又有多种变化。就联邦体制来说 ,影响其运行的设计问题包括 :构成单位的数量和特性 ,立法和行政权力以及财政资源的分配状况 ,构成单位间权力分配是否均衡 ,共同联邦机构的形式和结构 ,作为裁决者的法庭的作用 ,宪法对于个体和少数权利的承认 ,以及政府间互相咨询、协作与合作的程序。过去半个世纪中 ,联邦政治体制的成败得失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关系到联邦制以及更广义上的联邦体制在协调和处理社会多样化方面的能力     

论行政资助之合法性原则

行政资助之合法性原则的作用在于约束行政资助中巨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它包含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二者涵义不同,但互为补充.法律优位原则的间接作用使非权力性和授益性的行政资助服从于法律、立法目的和一般的法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强调相对保留使行政机关获得了制定资助政策和作出具体决定的裁量权.无论法律如何尊重资助行政中行政机关的自主性地位并鼓励其弹性地发挥在公共福祉方面的提升作用,但财政预算法律始终是合法性原则拘束行政资助的核心.     

建立健全政府规模的约束机制

精简机构,控制政府规模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三次启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定成就,解决了当时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但严格地讲,三次机构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的困境。笔者以为,可以从编制立法、财政运算和人员录用等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政府规模的约束机制。 一、建立健全编制立法约束机制 政府机关编制作为政府机关法定人员数额及其相关的人员结构与职位配置,直接规定并反映着政府规模的大小。编制管理立法是实现政府编制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稳定化的关键一环,它一方面对政府机构改革进程起着指导和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它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法规体系。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行政组织、机构编制的规范总的来说过于简约,只规定了政府编制的基本原则和编制管理的操作导向,一些必要的机构编     

论自愿环境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合法要件

自愿环境协议在政府与企业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履行协议即是执行公共环境政策,且协议还包含了不同予民事契约中私法条款的特殊规则,因而属于行政合同范畴。行政机关使用该种协议促使产业界实现严于立法管制要求的环境目标必须同时具备协议方式的适法性和内容的合法性这两个要件：前者的取得乃是基于灵活运用行政权力、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资源高效配置的事实;后者的实现则在于恪守法律优位原则、不予违反公序良俗以及基于当事双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     

论宗教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政府规制

由于宗教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公共性以及法律的不完备性,所以在其保护与开发中应加强政府规制。目前中国宗教文化遗产资源政府规制主体存在独立性和专业性缺乏、以发挥综合性规制机构的作用为主、管理职能和规制职能混淆等问题;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模式的权力归属于政府机关,行政垄断严重;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法律法规立法滞后、缺乏配套法律;我国的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手段单一,规制的各种手段之间不协调。因此应该明确规制主体,改变规制模式,完善规制法律,运用多种规制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宗教文化遗产。     

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机构法律监督机制探析

基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机构,不论是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还是社会监督以及管制机构自我监督,目前都未能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与可操作的制度。由于没有有力的监督,国家也就不敢对这些管制机构放权。实际上陷入一种既没有权力,又不受监督的矛盾之中。因此,当我们在探讨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机构的制度建设、机构设置时,有必要考虑它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构。本文主要对政府管制机构法律监督体系及构成,建立政府管制机构法律监督制度的依据和意义,各监督体系的监督程序及职责范围作一探讨。     

美国民间协会组织对联邦高等教育立法的参与

美国民间的协会组织作为高等教育利益的代表者,在联邦有关高等教育的立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协会组织参与联邦立法的形式主要是游说,这包括内部游说和外部游说两类。协会组织对联邦立法的参与为立法过程提供了准确真实的信息。增加了决策层与实践层的沟通和联系,形成利益攸关者的互动和博弈,增加了优秀立法方案形成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的权力。另外,协会组织参与联邦有关立法还为高等教育自身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澳门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制的完善

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广泛运用行政法规制定权,推行政府政策,立法权弱化,甚至出现行政控制立法的情形.为抑制行政扩权,澳门法院在多宗案件中对行政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澳门立法会制定《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的法律,但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扩权的问题,澳门行政主导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变数.依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建立议员与政府合作提案机制,改造法官评议会,是进一步完善澳门行政主导制的必要之举.     

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力是政府应对紧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 ,但行政权的强化是一把双刃剑 ,行政紧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本文在分析法律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现状 ,就如何具体规制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提出了建议。     

宪政语境下对授权立法监督的思考

授权立法在我国已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权力,它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造成国家权力损害公民权利的后果。为了维护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及合宪性,保障授权立法的质量,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强化对授权立法的监督。     

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

从大部制的视野和"行政三分"机制的思路来审视,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权力分离、制约的途径上与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和方向是契合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经历了内设机构模式、协调机构模式和准实权机构模式三种.通过理念重构、机制优化、流程再造和机构变革等方式,可以摆脱现有三种机构模式的共同困境,破解部门利益阻碍的难题,进而可以实现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的实权机构模式的建构.     

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机制

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机制吴志鸿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被看作是一种“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①的有效形式，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体现民主的意志和愿望，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促进社会价值的公平。行政立法作为一种规范公共权力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制定活动，其内在精神...     

财政权规制视域下的英国宪政——1690年英国财政解决的宪政意义

从1690年英国财政解决所建立的财政权规制的作用和结果看,其宪政性质和意义相当明确。通过关税财政权规制和短绌财政权规制,君主政体的财政基础几乎消失殆尽,王权及其政府形成了对议会的根本性财政依赖。议会利用财政权规制产生的财政依赖,在渐趋经常化、制度化召开的议会会议上,通过自己的财政权力影响行政政策,逐渐控制了中央行政权力机构,实现了权力向议会的重大转移,把王权及其政府拉入了其划定的宪政轨道,使英国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法制建设 ,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特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反映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因此 ,无论是国家为政府行政活动提供的基本规范和程序 ,还是政府行政立法 ,其内容都必须正确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强化政府法制建设 ,也就是要根据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 ,运用宪法、法律把政府行政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应有的职能范围之内 ,使政府行为于法有据 ,依法行政。     

论行政规章监督的法学机理和机制

从法学机理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问题的核心是宪政与法治的传统命题———权利与权力、自治与他治的关系。从制度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需要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以及非正式法律程序的多方交互和整合作用 ,需要在行政立法的事前、事中、事后对行政规章立法质量进行“过程性整理”。     

部门利益膨胀与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而当前我国部门利益膨胀现象十分严重,部门利益的膨胀往往是借助行政立法手段,促使"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因此,解决部门利益膨胀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立法制度,严防行政机关借行政立法之机扩张部门利益。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运行当中面临着法律缺失、责任界定不明确、问责后果异化以及问责文化滞后等困境与阻力。文章认为就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而言，必须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强化异体问责机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并培育相应的文化氛围。     

关于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若干思考

１９９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实施,使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一改革方案仍带有过渡的性质,在机构设置的合理性、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行政职位的配置、行政评价机制的建立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要使我国的机构改革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全方位推进,尤其要与党群系统、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事业部门改革协调配套,还要同人事制度和公务员队伍建设相结合,同世界各国政府改革方向相一致,才能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