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理念下乡村生态扶贫的法治保障

精准扶贫是改善贫困乡村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途径,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扶贫是乡村精准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应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发展宣传教育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机制,调节多方利益关系确保农村生态补偿与生态扶贫有序进行,优化...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教育扶贫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科学意蕴及推进路径

教育是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力量,也是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在相对贫困治理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面对新时期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求,教育扶贫以聚焦教育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扶贫任务转向为采用精准识别、分类扶持;行动定位为整合社会资源、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导向为增强“造血”功能、注重扶贫效能的提升。因此,需从战略部署上对接乡村振兴,通过政策赋能释放农民可持续发展动力,在具体任务落实上协同推进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通过创新教育信息化扶贫手段,助力教育扶贫现代化转型,以期实现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教育扶贫效能的提升。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完全消除,如何发展和完善乡村社会政策体系既是稳固脱贫攻坚的基础问题,又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问题。立足于此,从贫困治理政策间关系视角去探究农村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政策的演变动态、发展动力与未来方向。以G省L县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发现：（1）贫困政治化是扶贫政策吸纳乡村社会政策的前提,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运动可以调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各种资源,从而呈现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悖论共存;（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体现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其本质是中央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3）该过程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动力、权威动力与利益整合动力,并且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创新之处可能在于抓住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问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行了回应。     

秦巴山区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认为贫困问题和人口素质低下问题是秦巴山区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人力资源素质低下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秦巴山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通过经济扶贫、科教扶贫和社会扶贫，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造就秦巴山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人力资源素质条件，是打破秦巴山区贫困与人口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中国西部地区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

旅游业在消除贫困方面同其他产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贫困人口的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贫困地区在资源、政策、市场方面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可以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来消除贫困。在中国扶贫的实践中,西部一些地区旅游扶贫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要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的作用,应在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前提下,坚持政府主导,贯彻实施PPT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中以脆弱性风险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指导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塑造乡村韧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基于此对陕西省"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探讨。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塑造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活社区公共精神,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扶贫的思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脱贫攻坚时期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减少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限,农业产业开发多以地方特色经济作物为主。现实中,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存在思想观念因循守旧、基础设施欠缺、综合支撑不足等问题。本文剖析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困境,以西藏深度贫困村庄的经济作物产业发展为例探寻打破困境的措施。经济作物产业扶贫要遵循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双重逻辑,强化扶志与扶智、因需建设、综合支撑等路径,破除限制条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支持。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南方脱贫攻坚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启示——基于闽粤桂黔的经验总结

我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南方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占比较大。南方几省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产业经济特征方面存在着互补性,扶贫工作也就存在着可以相互借鉴或相互协作的根基。本文分析了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省(区)的脱贫攻坚典型模式和经验,并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江西省的脱贫攻坚工作给出启示,即扶贫工作重视精神力量、金融扶贫助推产业扶贫的必要性、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开展省际或地区间的对口扶贫、重视大数据在扶贫攻坚工作上的作用等。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中国欠发达地区贫困现状及扶贫对策分析

该文分析了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现状,探索了其贫困的原因,提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区域整体发展,加快扶贫开发步伐;构建开发式扶贫为主,救济和农村社保相结合的多层次扶贫体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投入机制,调整投入方向;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等４方面的对策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玉米颗粒堆积特性的离散元法模拟研究

以广西连片特困山区一个民族乡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的嵌入性机制。教育扶贫相对复合了一般扶贫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逻辑,在乡村遭遇师资主体的流动、村社传统文化羁绊、家庭生计转型等多重结构性要素影响下,教育扶贫通过规则、主体、资源三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从扶贫到贫困治理再到基层善治,只有提升并彰显村社、家庭与农民的“本位主义”,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才能共同实现主体性发展。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中外扶贫资金管理研究(二)

反贫困是全世界的任务。反贫困需要资金支持。研究资金、货币及其转化形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转效率和作用 ,是研究扶贫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国外扶贫工作中的许多资金管理和运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事实上 ,我国目前进行的许多扶贫资金运行模式 (如小额信贷 )就是向国外学习的。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下 ,反对贫困 ,拯救穷人已成为国际性话题 ,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和共同行动之一。许多国家政府、国际合作组织、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都在不同的领域设立了专门基金 ,用于支持贫困国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发展。因此 ,研究国际扶贫资金的资助渠道、支持领域及管理特点 ,对于我们更多地争取、利用国外资金 ,以弥补我国扶贫资金不足问题 ,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工作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逻辑进路

随着我国全面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贫困形势和特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以区域性贫困为主的贫困模式，已转变为以一些家庭贫困为主的贫困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社会工作独有的专业优势，助力家庭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发挥，就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我国今后扶贫工作的着力点要以扶助家庭为主，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的优势，以社会工作机构为主体，以“家庭项目”模式为载体，通过社会工作者协助贫困家庭成员塑造家庭文化、打造家庭规划、提升家庭责任感、整合家庭资源来促进贫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助力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