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情与文心：《卜居》《渔父》成篇过程论略

《卜居》《渔父》中塑造的客是“高士”的形象,从文本形态上看,地位和屈原对等。二篇是楚人根据屈原沉江的传闻敷衍成文,在定型过程中显现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悖离与错位,最终成篇定型在西汉时期。《渔父》中屈原的“设辞”见于《老子》《荀子》,可视为先秦共用文本。二篇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其成因与屈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后人对他沉渊殉志的负面评价有关。作者虽对屈原的处境怀有同情,但对其人生选择则是不明言的否定与批评,这对把握秦汉乃至后世屈原思想之接受,亦具有重要意义。     

屈原故里秭归说质疑

学术界存在着屈原故里在秭归一说。这一说法有两大疑点,一是楚人最初建国的地方是河南的楚丘和丹阳,不是长江三峡的秭归;二是屈原先祖屈瑕“食采于屈”的屈地,不可能在归国境内的秭归。我们由《橘颂》、《渔父》、《哀郢》、《招魂》等篇章可以推测屈原的故里应在楚国南部,具体说应在江南的武陵郡境内。     

浅说楚辞《渔父》之“去”

华东师大最新版本全国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将《渔父》列在屈原名下作为范文，并在注释中说明"关于本文作者，汉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今人多持异议......"其实，并非今人，古人也持有异议。司马迁在屈原传中，就只把它作为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叙述，并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而且，王逸本人在《楚辞章句》中的看法就是自相矛盾的："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不过，作者难以确定，并不意味着文章本身缺乏文学价值，更不等于不能作为大学语文的范文。当然，有时作者难定，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文章内容…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屈原列传》通解(续)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何故而至此？”屈原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咦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全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已故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谈《卜居》《渔父》的创作权问题——与马茂元先生商榷

《卜居》和《渔父》,旧题为屈原所作。但自清代大怀疑家崔述以来,好多研究者却认为这是先秦楚人之作,马茂元先生便持这一观点。 马先生在他所著《楚辞选·卜居》的题解中,首先否定了旧题之说,然后引用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一段文字[注]作证,说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不过他只同意了崔氏“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的论点,而对其论据的理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巫官屈原九证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刘向典校经书,分楚辞为十六卷,而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逸文自为一卷,名曰《九思》,合为十七卷,流传至今。十七卷中,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一篇,逸曰:“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近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潇湘情结探微

潇湘意象群所蕴含的潇湘情结是历代文士心中的情种,并在其作品中发芽开花。梳理古典文学史可以发现潇湘情结包含三大情愫:一是缠绵哀婉、忠贞不渝的爱恋,这在舜帝、湘妃和"潇湘妃子"林黛玉的爱情中得以体现;二是怀才不遇、流放贬谪的幽怨,这在屈原、柳宗元、秦观等人的经历中得以体现;三是寄情山水、避世隐逸的闲适,这在渔父、桃源以及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中得以体现。     

“渔父”形象的文化意义

“渔父”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渔父”文化主要基因源于道家《庄子》一书。“渔父”作为文化符码,包涵多重文化意义,而其要义是对心灵的关怀与探索。“渔父”文化对真朴、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对提升人生境界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渔父”文化一直处在边缘,其文化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理解。应重视对这笔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     

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

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历来为古代文人所喜爱。渔父本身所承载的闲适、放达、孤傲等诸多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折射出了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贯穿着文人出世入世两种人生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儒道合一”的特性。研究渔父意象,对剖析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四型屈原论

屈原研究中出现的诸多凿枘之处 ,概由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着四种型态的屈原 ,即历史真实的屈原 ,政治斗争中的屈原 ,民间信仰中的屈原以及文化精神中的屈原。对四型屈原的分析与评价是解答屈原研究中“千古之谜”的钥匙。屈原学研究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与深入“彼在”的精神 ,借鉴与倡扬应该切合实际 ,为我所用 ,这才能体现屈原的真正的文化精神     

自负与自嘲——《卜居》、《渔父》所反映出的文人心态

《楚辞》中的《卜居》、《渔父》可称为姊妹篇,在情感的表现与写作手法上,《渔父》与《卜居》体现着一种递进的心理活动过程,即从雄视傲物的自负到满腹牢骚的自嘲。文中将自负与自嘲作为两种内在心理的外在表现方式来加以说明。两种写作心态,共同统一于对祖国的热爱这一信念之上。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否认屈原是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一些著名学者,但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揭示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去发掘屈原的心灵意蕴,透视其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现和还原屈原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屈赋中的艺术与认识,形象与沉思已成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诗人屈原为哲学家的有力例证     

同样的渔父,别样的情怀——从宋代渔父词探究宋代文人的心态

渔父词是宋代文学重要的创作领地,但在两宋300多年的进程中,因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创作者经历等方面的不同,渔父词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本文通过分析苏轼、朱敦儒、陆游、张炎为代表的四个不同时期的渔父词作,揭示在同样的渔父身上所隐含的宋代文人的不同心态。     

楚地巫风与屈辞“寓言体”考论

《庄子》"寓言"本义是"藉外论之",即借他人之口发表言论。与戏剧"代言"有别,"寓言"是借人物之口言己之意。屈辞虽是屈原抒发情感之作,但不是直抒胸意,而是借人物之口抒怀达意的庄子式的"寓言体",比如《离骚》通篇神人自述,《招魂》主体部分借巫师之口以招魂,《卜居》《渔父》直称"屈原既放",类似"庄周梦蝶",直接将自己变身为情节人物以抒怀。《庄子》、屈辞多用"寓言"体,与楚地巫风、巫艺的文化浸润密切相关。其后赋作中将作者自己置身于情节中的"自嘲""辩难"等体式,均可视为屈辞"寓言体"的流风余韵。     

《屈原问题考辨》商榷

最近读到《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基本意思是怀疑和否定屈原其人其诗的。文中称述胡适对屈原的怀疑论为历代的“怀疑论的高度集中”。在我看来,“考辨”又是胡适怀疑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关于屈原其人,在怀疑和否定屈原“确有其人”这一基本观点上,“考辨”所谓“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与胡适所谓屈原“是一个假名”,“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其次,关     

仕与隐的千古纠结——论古诗文中渔父儒道合一的二重意象

诗文中的"渔父"意象,古已有之.本文选取古代韵文中典型的"渔父"意象进行分析,从中得知,在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透视出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并试图阐释体现在"渔父"身上的"儒道合一"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