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

湘乡的文化底蕴包括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和社会的等诸多方面,湘乡是湘军的发祥地,对湘军建设具有重大贡献。     

论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的悲剧性

现代文学中的长子,是指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叶新旧文化转型期,封建家庭中的末代长子。特定的时代背景、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们的命运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全文主要从文化转型这一独特视角,通过对他们悲剧的表现、特点、原因及意义等各方面的透视,试图探讨其悲剧内涵,解读其悲剧生命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长子粟戎生黄山脚下祭拜栗裕大将军

2008年12月11日上午，粟裕将军长子、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中将来到位于黄山东大门的谭家桥镇粟裕将军墓祭拜粟裕大将。     

后稷见弃考

《诗经·大雅·生民》记载了周族始祖后稷的身世。其中谈到他在出生后几次被其母抛弃的经过,此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一大疑案。本文指出,在我国古代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由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问题,发生了抛弃不能确定父系血缘的长子的习俗,后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被抛弃的。     

论尧、舜故都等有关圣迹的确切地址及现代开发

从有关资料分析 ,可以确认 :尧、舜时代的建都地就是古陶丘 ,即今之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仿山 ;尧及其母亲的葬地及陵墓皆在菏泽境内 ;舜的诞生地诸冯 ,就是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乡的龙王冯 ;舜所渔、耕、陶之地 ,亦皆在今菏泽市境内。对尧、舜故都等圣迹进行开发和复建 ,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从儒道共处到儒教独尊：元明时期山西平阳府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变化

从祭祀对象和历代统治者阐发的文化内涵来看,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的尧帝庙无疑是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但仔细阅读《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和明朝《增修尧舜禹庙碑记》,却意外地发现元朝时全真教曾对尧帝庙空间格局有过较大的重修,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的空间格局背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但这种格局在明正德年间再次扭转,大规模增修尧舜禹庙的同时彻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象征意义,却也使我们难以察觉元朝时全真教曾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对尧帝庙象征意义变化的考察,既提供了一个元明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盛衰的鲜活个案,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的历史脉络和传承轨迹。     

刍议中华文明与华夏文化发祥于河东蒲阪

上古时期，黄河中游的蒲阪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美，宜于农富业的发展，是最适人居的风水宝地。中华文明与华夏文化发祥于此。西候渡和黄帝王朝的先民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就是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改革过程。这种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的改革，使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夏王朝的建立。就是明证。     

在意义上-以贯之的符号系列——尧族的名号姓氏及相关文化、文学事象

尧族的名号、姓氏,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列,在意义上能够一以贯之。尧、陶、唐、杜所表示的都是居高在上的意义,祁则指数量众多、空间广大。这个符号系列带有崇高的属性,和这些词语相关的是属于多、大、高的物类事象。尧指高、上,这个含义制约着尧的传说,使它采用立体提升的方式。而与这个符号系列相关的物类事象,其内涵要借助这个符号系列来解读,二者往往可以相互印证。     

中晚唐诗人于武陵考

宋元以来,唐代诗人于武陵被说成"大中进士",并与唐末五代于邺混为一谈。后一错误近年已被纠正。今考于武陵与无可、贾岛同辈交游,卒于大中六年(852),所谓"大中进士"之说亦不可信。结合时代背景和交游状况来分析于武陵诗作,可考知其一生经历的主要阶段:元和中应举不第,约于元和十二年(817)西出陇山,入幕求仕,后又入蜀,久客吴楚,开成二年(837)回到关中。因此,于武陵实乃贾岛诗派早期主要成员之一。     

《尚书·尧典》四仲中星观测年代考

利用岁差原理进行推算,是解决《尧典》四仲中星观测年代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中外学者由此推算的结果却差别很大。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当时的观测条件认识不一。根据重新讨论和认定的观测条件,可以推得《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在殷末周初。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永益老村生态调查

本文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等层而,描述古老村落——老村生态的演变。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李大钊首次登临昌黎五峰山时间考

昌黎县五峰山是李大钊多次游览、山居,并从事重要的革命活动,做过政治避难的地方。多年来,有关李大钊首次登临昌黎五峰山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推测李大钊是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的第一个暑假到来时,即1908年夏天;一是推测李大钊由永平府中学去天津考专科学校归来,即1907年夏天。笔者认为,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李大钊第一次登临昌黎五峰山的时间,当以后一种说法为确。     

云南彝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永仁县谢腊村彝族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50多年来,永仁县谢腊村彝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婚嫁打破了传统血缘、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多元化婚姻模式的传承,为现代谢腊彝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良好基础,"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薄。谢腊彝族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和直系扩大家庭为主,婚姻礼俗中的当事人、父母、媒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青年男女在婚姻中获得了自主权,家庭关系呈民主化趋势,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这种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有选择性地继承了传统、吸纳了现代文化,它对谢腊彝族社会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天”“人”关系的思想,其实质在于人类应该如何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深刻理解并系统梳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的丰富论述,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乡村休闲旅游技术创新研究——以浙江临安白沙村为例

浙江的乡村休闲旅游不仅起步早而且发展快,但就其整体水平而言,尚处于发展和提升阶段,存在着诸如旅游产品单一、宏观管理欠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等问题,迫切需要对其实行技术创新。本文以白沙村为实证对象,在分析白沙村乡村休闲旅游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就乡村休闲旅游技术创新主要的三个方面（产品创新、管理与服务创新、营销创新）展开探讨并提出发展对策,以期对其他类似地区的乡村休闲旅游开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