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及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人口老龄化双重背景下,离退休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银龄行动”,成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新生力量和有益补充。本文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维度,探索离退休干部特有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专业优势和威望优势等资源禀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特殊困难的契合点,厘清“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运用内容分析法,以离退休干部在四川民族地区助推乡村振兴的37份文本资料开展编码分类和统计分析,深入剖析其参与动机、资源禀赋、参与行为、制度结构环境支助等主范畴的内涵、特点及互动机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认可老同志价值、探索长效科学机制、完善配套措施和激励手段、激发本土老年群众内生发展动能的对策建议。     

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支撑。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当前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产业融合深度不够、要素分配不协调、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等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应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坚定走高质量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富民之路，推动乡村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促进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育问题的思考

本文站在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的战略高度入手，不仅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国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国语教育问题、提高国语教育质量特别是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提出优化对策。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民族文创产品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湘西苗绣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和市场环境的文创产品设计,要立足民族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激活文创能量,达到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目的。湘西苗绣文创产品在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建功立业,对于巩固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活跃的文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跳动的脉络,文创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就是中华各民族有机融合的过程。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格局中认识和把握各民族艺术融入中华文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和谐繁荣万紫千红的共性中标显苗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以体现出古老民族特有个性,需要顺应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发展规律,同时注重民族因素、地域因素、时代因素,提升情感价值,实施跨界融合,坚持"以人为本",推出适应时代审美时尚的文创产品,提高湘西地区各族群众经济收益和社会形象,创新助推乡村振兴。这亦是我国各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程中正确的指向。     

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与融合模式构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要振兴,人才必先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为当地农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之作用。然而,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困境。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体现在背景耦合、目标耦合和供需耦合三个维度,通过识别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两者的融合发展模式。基于对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的深度识别,提出从建立“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企业”联合体、“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对话平台、“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技术认证平台”联盟和完善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系统四个方面来构建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融合模式。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明乡风的路径

乡风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核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群众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传统文化植根于各民族群众的心灵中,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少数民族地区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立足于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深入挖掘、传承其中的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动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价值评估

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禀赋丰富,其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人际交往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在对桂滇黔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统计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体育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实证测评,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厚,在乡村振兴中富含多元价值,对促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元素,精准制定价值发挥路径,科学合理地加以转化利用.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的湖南实践及其启示——基于湖南省乡风文明“千村万户大调查”的分析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五项总要求之一,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局,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和质量保证。湖南省在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渐完善,移风易俗建设取得良好效果,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文明素养明显提高。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在湖南省的实践表明,制度建设是保证,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是前提,移风易俗是重要内容,基层党组织是重要力量,激发村民主体性是根本。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依托中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是助力沿边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发展能够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使其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美丽乡村。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强化规划引领、提供政策保障，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系列特色旅游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旅游发展、深化协同合作等强有力的策略。     

乡村振兴、内循环与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党中央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提出了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是构建内循环的关键要素,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则需要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地处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和政策协同作用带动产业协同发展,发挥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能,这是解决制约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也由此促进了与内循环的衔接。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分析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入地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的系统性发展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海牧区藏族养老问题探析——以青海省刚察县的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青海牧区藏族老龄事业发展,对做好牧区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以刚察县牧区藏民养老为例,通过养老现状调查,针对各种原因分析,最后总结出解决民族地区藏族养老问题的现实路径,为青海及周边牧区的少数民族养老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践进路

兴边富民行动是党和国家对于边境地区施政的重要方针，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解决新时代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部署，兴边富民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要求、历史时期、施政客体和发展目标上存在交集。乡村振兴战略下兴边富民行动在边境乡村的开展面临人口资源、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重视乡村人口资源保护、加大人居环境改善力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完善边境乡村产业结构的策略来补齐短板，使兴边富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合力，加快边境乡村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哲里木镇为例

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对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以农牧区为考察地点，采用质性研究法，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的西哲里木镇的衔接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与突破口。结合脱贫攻坚成效分析，西哲里木镇两大战略衔接存在动态管理不严谨，督查考核不细致；就业帮扶不明显，培训流于形式化；特色产业不显著，信贷投放不明确；乡风习俗不文明，村容村貌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为统筹应对以上的难点问题，提出建立脱贫联动机制，提升组织效能；支持稳岗拓展就业，组织技能培训；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抓好信贷投放；推动乡村移风易俗，保障基础设施等对策建议来提升农牧区的现代化建设，改善农牧区的生活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