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明代河湟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在河湟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延伸。中央王朝通过实行特有的治理模式、推动文化变迁、将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河湟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河湟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之自身处于族群边缘的困境,于是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忠君爱国,学习儒家文化,认同“国民”身份。     

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考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之后三百余年间,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

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揭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与外界曾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交通贸易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物资种类和较为固定的交通路线。事实证明,早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西藏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论流官王钦命对保靖地方文化建设的贡献

改土归流后,流官王钦命作为保靖县首任知县大胆移风易俗,颁布多项政令,"除弊"与"立新"并举,强力推行地方文化建设,达到了中央王朝齐政修教、构建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的目的,加快了地方融入中央王朝一体化进程。     

甘青川滇藏族土司取汉姓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明清及民国时期甘青川滇汉藏连接地带藏族土司取汉姓现象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考察汉姓藏族土司的地域分布、历史流变及取得汉姓的多种方式基础上,分析了藏族土司取汉姓现象所包含的政治意蕴,指出在当时条件下藏族土司取汉姓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也不简单代表藏族土司的"汉化"倾向,而主要是藏族土司效忠中央王朝的一种政治表达,是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立场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是政治因素大于文化因素的行为。     

隋唐五代时期的乌江流域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之经略

乌江流域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疆的过渡地带,随着中原汉民族的挤压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扩张,日渐成为多民族杂居之所,而彝、土家、苗和侗等主要民族的先民大多处于分化成单一民族的过程之中.隋唐五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针对乌江流域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构成的实际,采取设置州郡、派遣官吏,开辟道路、流通物资,推崇儒学、强化教育等方...     

政治角力下的边疆区域归属变更——以民国时期陶乐地区归属纠纷为例

陶乐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宁夏平原向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地带。民国时期宁夏和绥远两省在政治、军事、经济、人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对陶乐地区的归属展开持续争夺。1937年宁夏省最终控制陶乐地区，并于1941年设立县治。在晚清以来农牧界线北移和边疆治理政策变化的过程中，以近代陶乐为代表的西北边疆政区演变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共同完成：政治、军事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垦殖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的聚居并非近代陶乐政区设置的主要因素，却是近代蒙地政治经济变迁的产物。因蒙旗政治、经济衰落和新辟农业垦区缺乏士绅阶层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新兴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省级行政权力争夺的空间。这一政治权力争夺过程还表现在民国时期边疆政治格局中的中央权力退却和地方权力扩张，因为“地方—地方”关系缺乏中央权力的制约和引导，导致地方权力间的互动演变为军事实力的角力，这是“陶乐问题”所展现的民国时期边疆政治权力互动过程的典型特点。     

客家移民流动与乡村聚落变迁——对一个华南乡村姓氏的追踪调查

探讨一个村落的形成发展是反映多样的异质性文化的基础,而追溯村落中的姓氏源流及其发展变迁乃是研究族群问题和现代村落形成的切入点。本文以华南的一个单姓客家继嗣群派系的发展为案例来揭示移民流动与乡村聚落变迁的关系,并由此分析现代村落中都市化问题、宗族发展新趋势及其对地方权力带来的影响。     

浅析民国初年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变化

本文在分析民国初年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变化后,指出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具有自我选择性的与时俱进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等等.     

西部民族高校教风学风建设之我见

文章阐述了西部高校教风学风建设应突出民族大团结,奋发图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特色,并提出了若干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对策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从政策设计、实践引领、舆论引导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实践举措。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国安全共同体;重点帮助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位,建设政治共同体;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文化共同体。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增强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论民族关系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合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消除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加强民族关系调控工作力度,全方位推进民族关系发展的“强基固本”工作,寻求民族关系发展评估和保障举措的突破,是实现民族关系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切合的要求。     

信任: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

信任是促进人际关系融洽和社会秩序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基础。中国与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信任对于促进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今各民族基本上形成一种信任关系,但影响民族间不信任的因素仍然存在。要在各民族中形成一种信任关系的互动,必须坚持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同时需要各民族在沟通中加强相互理解、尊重与宽容,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以诚相待、彼此取信。     

论壮族舞龙运动的起因

象征华夏民族精神的舞龙,广泛流传在祖国辽阔疆域的南北东西。广西壮族人民也非常喜欢舞龙运动,对于壮族舞龙运动的渊源,我们根据人类学、考古学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谈谈我们的看法。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略论

建国初期,随着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拟就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的具体内涵、政策制定的历史条件作一初步探讨。     

民国的风俗变革与变革风俗

民国时期是时代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风俗的演进也进入到转型的阶段。风俗的全面变革促使了一系列变革风俗的产生。文章论述了当时风俗文化演进的三种趋势———对人的尊重、对迷信的涤荡以及政治因素的渗入 ,是民国风俗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