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中三句话的解释

《老子》一书是道家学派最早问世而且价值最高的一部经典,也是道教的“圣经”。由于该书言简意赅,哲理深奥,后人在理解和解说上便产生种种分歧。这本不足为奇,它正是后世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根源之一。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研究老子思想,还是应当以文献为依据尽可能作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而避免望文生义、主观臆想的。本文仅举三例试作辨正,求教方家。1.是“自是者不章”还是“自视者不章”?     

当代西方对《老子》“道”的解读

对于《老子》一书的核心概念"道",史华慈解读为神秘主义的终极实在,葛瑞汉认为是难以言说的万物本原,艾兰把江河水道视为其隐喻根基,安乐哲和郝大维说它是绵延不断的经验过程,诸解各有所见,相互补正,具有个案分析的典型意义。当代西方汉学家对《老子》"道'的解读,有助于揭示其潜存的意蕴,复活原有的思想,并使经典文本成为当下跨文化对话的潜在参与者,推动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互补。     

试论《道德经》中“道”的意蕴

《道德经》是一部有着宏伟完整思想体系的智慧之作,它以其特有的视角,探究了宇宙的形成、万物的本源、国家的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和政治问题。“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老子哲学中最根本的概念。就整个中国古代哲学而言,对于“道”的解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哲学特质。因此,要了解老子的思想及影响,必须首先探讨老子“道”,揭示老子“道”的深刻内涵。     

《道德经》还是《德道经》？

《老子》的本来面目长期被世人误解、误读。资深媒体人、“国学才子”王扉最新出版《破玄：老子的密码（德经卷）》，以国内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老子》抄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书本为底本，精心勘误、校订，并加以评析、讲解，全面颠覆《老子》就是《道德经》的观念。作者不迷信旧注与权威，以古考古，以古论今，阐发了大量擢眼的真知灼见，为“万经之王”《老子》的解读再添一抹亮彩，更为读者无障碍“悦读”《老子》提供了一本“通关密码”。本刊摘选该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论《老子》的伦理观

老子其人其书尚无定论。这里不妨认为《老子》的某些基本思想来自春秋时期的老聃,而《老子》的成书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面对当时的社会动乱,诸子百家皆提出了自己的济世之方。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主张礼治、德治和贤治;墨家反对礼治,但也主张德治和贤治;法家则反对儒墨而主张法治。同诸家相对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在于人们的智巧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欲望太甚(“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而智、欲的根源则在于物…     

宪法解释之前命题与方法——以德沃金为中心

通过对德沃金对于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的解读,可以发现宪法解释在逻辑上所暗含的前命题。他们是:宪法具有极抽象性;宪法必须被解释;宪法解释必定离不开价值判断;宪法解释主体必须在社会中具有权威性。这些前命题同样是中国宪法解释必须认真对待的逻辑命题。只有厘清这四个命题的内在逻辑,才能对宪法解释予以正确的定位。同样,德沃金的道德解读方法也是建立在宪法解释的前命题基础上,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德沃金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并非以价值判断为所有内容,也遵循了规范主义、整体主义等路径。     

巴门尼德的“同一性”命题并非是唯心主义的

《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刊登的《巴门尼德“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是唯心主义的》一文的观点,我不赞成,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及其他同志。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的人。我认为,要断定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首先要以他自己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作根据。巴门尼德说:“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     

经书引论

《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六部典籍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基础上编定的,作为孔子办教育的教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所谓“六经”之名,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见于《庄子·天运篇》和《荀子·劝学篇》。但是,当时未被社会承认,而定为一尊,成为经典著。到了汉代,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的学说典籍便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因之,汉代文人才把《易》、《书》、《诗》、《礼记》和《春秋》称为“五经”。 有关“经”的解释,班固在《白虎通》一书中解释为“常”,即常道的意思。据此,柳宗元在《断刑篇》中…     

守正与出新：老子哲学生态思想英译国外接受研究

老子哲学从宇宙论的高度观察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以“道”为本，建立了一种抽象的整体宇宙生态观，凸显了其哲学生态思想极强的自然性。老子哲学原本是对其所处时代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当今部分学者和翻译家，立足于老子哲学产生的原生语境，进行历史研究、文字训诂研究和经典阐释研究，以求发现和恪守老子正义。在现代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外学者基于现代生态运动发展的需要，将西方“nature”的含义嫁接给老子哲学核心词“自然”,并对其哲学生态思想进行发掘和拓展，强化了老子哲学的生态意义，从而使老子成为生态保护的先驱。     

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祝福”习俗及其诠释

民间习俗是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库。本文通过对浙江绍兴地区岁末“祝福”习俗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解读，从“成熟与收获”、“死亡与离别”、“终结与回归”三种文化图式上来分解“终结”这一时间概念所蕴涵的复杂意义。目的在于理解中国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探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基础。     

对先秦道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析

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以自然无为的思想逻辑主线为切入点,把人生的幸福看作是一个效法自然的过程。他们提倡重身贵生,顺应自然,对人的生命进行积极关怀;提倡淡泊名利,宠辱不惊,追求人的精神愉悦和自由;提倡不悦生恶死,超然面对死亡,让人不拘泥肉体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和快乐。对先秦道家幸福观从个体维度、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并合理扬弃,就可以凸显其现代价值:要重视人的内在精神追求;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     

《老子》“宠辱若惊”章新诠

郭店简《老子》“”仍应释读为“惊”,它本作“惊”并非误读。“宠辱”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动宾结构,不是偏义复词,不是特有概念。“宠辱”实意为宠即辱,“宠为下也”进一步说明得宠乃卑辱之事。正如“大患”是对“贵”的价值判断,“辱”“下”都是对“宠”的价值判断（“下”即“辱”）,故章首两命题宜断句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郭店楚简本将“人”字断在本章章首乃误点句读。老子在此是做价值重估,从而颠覆以“宠”“贵”为上的世俗价值观。     

房屋之外：嘉绒藏区房名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生活

嘉绒藏族的房名在区分重名之人等方面起到类似姓氏的社会功能,但与汉族姓氏不同的是,房名体现着人与特定房屋而非特定父系祖先的具体关系。房名的命名规律和房名之间语义关联所呈现的地方性面貌背后,是房名制度作为封建等级时代的土司治术,它以房屋为单元拆分了纳粮服役的强制性义务,并赋予每户居住者集生存需求和象征资本于一体的不完全性权利,以实现“分房而治”的政治意图。而跨越房屋单元的血缘关系集合体则保留了梅因意义上的“前封建社会”互助传统,使得代代沿袭的婚姻与继嗣实践潜在地“收拢”了这种分裂的趋势。政治-管理逻辑与亲属-互助实践两股力量围绕房屋交织生成的辩证张力,为我们理解人与房屋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辨析以人为本的人

“以人为本”的“人”是指生而平等的作为类的独立的人,这种人摆脱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作为典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经过了“民”—“人民”—“人”的转换历程。中国封建社会民不同于欧洲的农奴,中国的民在人格、经济、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与“官”相对立。“人民”是“人”与“民”的结合体,兼具人与民的双重特性,人民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是原来“民”的主体,但已排除了地主富农、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阶级,它是共产党服务的对象,同时,用人民概念表明政权的性质。“人”和“人民”一字之差但不可等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敌人这一与人民相对立的阶级力量退出历史,使人民概念失去了与其相对应的存在前提,人民开始向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类的人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人民为本。当然,人民作为世界通用的概念将长久使用,在非严格意义上,称“以人为本”为“以民为本”或“以人民为本”也未为不可。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     

The Intrinsic Influence of the Poetics of Yanzhi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 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 始, “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 相反, 却借助于西方 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 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 之“情”, 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 维, 具体表现在: 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 进而以“志”代“情”回归 “道”统; 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 进而以“情”传“志”, 回归 “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 但 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 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关键词: “言志”诗学 “志”与“道” “志”与“情” 古典主义

Rejection and denunciation of the poetics of “yanzhi” (literally “expressing one’s thought or ideals”) was once a marker of Chinese literature’s modern transformation. However,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the poetics of “yanzhi” was not only not cast out of the aesthetic can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was, on the contrary, legitimately transmitted via Western discourse. Whether modern Chinese writers were expressing enlightenment ideas of saving the nation or voicing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for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people, they remained convinced that “zhi” was “feelings” writ large and “feelings” were a lesser form of “zhi.” Specifically, the school stressing the idea that “literature expresses thought” advocated utilitarian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of “yanzhi” by replacing “feelings” with “zhi.” Those stressing the idea that “literature expresses feelings” advocated writing with genuine emotion; they went on to express “zhi” via “feelings,” thus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thought.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a strange “Western” tint. Nevertheless, this literature’s essential character of “reinterpreting the ‘dao’ (way)” and sophisticated “expression of thought” or “yanzhi” indicate its value identifica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simple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in pursuit of “the West.”     

上海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群体关系的交往策略研究

交往策略一直是改善族群关系的最佳策略之一。基于2007年上海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以社会距离作为群体关系的替代性测量指标，通过分析上海城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交往情况，分别验证了平等交往、理性交往与实际交往等交往策略的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性身份平等比职业地位平等更重要；职业竞争问题比职业合作关系更突出；实用性交往行为比情感性交往行为更有效。研究提出，并非所有交往的策略都能显著地改善族群关系，深入的交往策略研究将有利于提高社会融合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