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威胁。从前期系列缅北冲突导致的问题处理经验看,我国中缅边境地区安全应对体系建设在预防意识的主动性、应急制度的协调性、应急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立足中缅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其应对可从立足跨境民族众多的实情主动应对、立足边境安全事件的复杂性系统应对、立足边疆经济的落后性持续应对等方面予以加强。     

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现有体系、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协同治理为边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当前,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初具雏形,形成了主体、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的协同关系。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主体性困境、制度性困境、效能性困境和资源性困境。构建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新理念、优化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主体能力、拓展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外部环境是提升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成效的重要路径。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中缅边民流动治理研究——以德宏州为例

中缅两国在历史、地缘、文化及族群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双方以区域及全球性的共同发展为基点形成共识尤为重要。中缅边境世居民族毗邻而居,相互影响,边民流动频繁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缅边境外籍边民跨境流动中的避战边民、务工、婚姻管理、回流边民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缩影。缅北民族武装冲突长期存在的影响,中缅跨境民族人口的非法、无序流动加剧,导致非法入境、非法滞留、非法务工等“三非”问题非常突出,且有向国内蔓延的趋势,影响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从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这一现实,以更大的发展格局应对问题风险与挑战,是我国提升边境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是积极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     

多元共治理念视阈下边境牧区土地利用及优化路径研究

边境牧区土地利用优化研究有助于改善区域发展格局,符合新时期边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边境牧区由于受自然、民族、经济等多因素影响,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往往暴露出草场非可持续利用、土地冲突、矿区土地污染、边境人口空心化等诸多问题。现有相关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仅涉及土地利用某一方面,而缺乏以边境牧区作为特殊样本的土地利用问题系统性研究。事实上,在边境牧区错综复杂的土地利用问题背后,并行着一条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路径,并呈现出治理现代化趋向。因此,应通过多元共治理念梳理边境牧区土地利用主体及其治理脉络,从利益共享、意识共铸、行为协同、效能协同等维度出发,为破解边境牧区土地利用困境提供建议。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下吉隆口岸的发展模式

基于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以政治、经济为主轴的治理伙伴关系,超越地理、疆域实体,成为双边社会、文化内涵的动态建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区域”作为治理的有效场域,弥补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形成跨地区联通与认同凝聚。边境口岸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在加强毗邻国双边、多边关系,推进跨境区域协同共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聚焦中国连结南亚的前沿,本文以吉隆口岸为治理单元和组织单位,从驱动力和过程两种视角,通过中尼边境区域协同治理案例分析,围绕“中方先行”的治理举措,探析新时期吉隆口岸发展模式选择。通过对驱动力、政策环境、多元主体、结构布局、合作路径、发展效力等治理要素内涵的深度剖析,从空间、结构和趋势上精准谋划设计,探寻吉隆口岸特色发展之路。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空间、仪式与认同：中缅北界边境村落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实践研究

因内地汉族移民边境而出现的汉文化空间位移,及其带来的边境村落各族边民的汉化现象,学界成果甚多。但从多维文化空间视角切入的边境各族家国同构问题,关注者尚少。西南边陲腾冲被称为“文献名邦”,又有“极边”之称。其历史是一部基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使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家族与国家一体化的实践史。本研究通过对明代以来汉文化在极边之地腾冲的传播、生根与少数民族汉化相辅相成历程的历时性梳理,在移步换景式呈现该区域各族边民在“泰山石敢当”、“堂窝”神龛、三崇寺与家族“祖坟”四维文化空间里的世俗性与神圣性双重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重点深描汉族儒释道与民间信仰“大传统”和本土少数民族原生宗教“小传统”交融多维文化空间内的仪式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进而揭示多维文化空间与家国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历史文化资源。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新冠疫情影响下中缅边境地区缅籍跨境劳工问题研究——以云南省瑞丽市为例

缅甸联邦共和国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要周边国家,中国云南省瑞丽市拥有全国最大的对缅陆地口岸。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开展,中缅边境地区人员的跨境流动进一步加速,既对促进中缅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又对国家安全和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对云南瑞丽缅籍跨境劳工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背景分析了云南瑞丽市缅籍跨境劳工具有年龄低、文化低、薪资低的“三低”特点,并指出了云南瑞丽缅籍跨境劳工存在办证时间长,成本高、偷渡现象重,禁绝难、合作机制缺失,治理难、社会背景存异,管理难、文化水平低,培养难、管理欠规范,纠纷多等六大问题,最后提出了降低办证成本,甘愿合法入境、加强科技管边,严防偷渡行为、加强中缅合作,提升治理水平、强化社会管理,铸牢共同体意识、增加社会支持,提高劳工技能、提薪资增福利,营造内外和谐等六大方面的对策,希望能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一定的贡献。     

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明对蒙古的战争贯穿明王朝始终 ,在双方边界形成绵长的军事争战地带 ,影响到这一地区正常的行政建置与经济发展。陕西北部地区正处于这一地带之内 ,为加强防御 ,明王朝在这一地区修筑边墙 ,扩大驻军规模 ,构建军事交通线 ,布设营堡。明代中期以后 ,这些营堡 ,即军事城镇扩大之后 ,军事消费增多 ,加速了该区域商品流通 ,形成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试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强边固防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成为诱发各种矛盾及影响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因素。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不仅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增进睦邻关系以及提高维稳处突能力的必要条件;是加强边防建设和遏制战争及御敌制胜的基本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均有着特殊性,带有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自治性",也离不开国家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由"管理"转变为"治理",在社会政策决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自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end of 2013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hereafter“Decision”)was made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 th C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     

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民族团结、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确保边防巩固和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等具有重要意义。但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面临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民生发展水平滞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弱化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等挑战。为此,要促进其经济均衡稳定发展、加强社会民生改善、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各民族宗教文化作用和构建周边安全命运共同体,从物质基础和思想意识等层面铸牢边境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35-1947年间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情况研究

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是随着抗战前国民政府逐步控制川政而开展和实施的。因而1935年后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措置均深受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政策的影响。“边民”“夷务”等内涵的界定表明川省政府有意模糊边区各族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则总体上并不成功,显得被动和游移,缺乏主动性。这些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下四川省边区治理的时代特征。     

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

彝族土司存在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梳理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结合奏折御批、凉山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来研究彝族土司的的地方治理,更能客观地展示其治理权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彝族土司职权的国家依赖性,权利变化受制于中央, 并且始终与黑彝存在利益博弈,其社会治理权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动乱时,有着极大的不同。国家政权稳定,彝族土司治理权稳定并得到加强;同样,当国家出现危机,土司权利也受到威胁。近代彝族土司权利变化正好与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的权力的变化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