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与人工流产

文章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在生育政策实施的不同时期的男孩偏好和人工流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流产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趋势、特征和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在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中,第一孩为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的风险显著高于第一孩为男孩的妇女。这些结果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普遍存在和男孩偏好对人工流产的重要影响,验证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

针对建国以来婚姻挤压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讨论各人口学因素对婚姻市场均衡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 :受 70年代以来生育率下降与 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双重挤压 ,使原本就存在的男性婚姻挤压矛盾趋于激化 ,预计在 2 0 1 0年后将经历几十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因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将不可避免 ,并对社会稳定等构成严重的威胁。     

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对中国2000年-2050年因出生性别失调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现在的出生性别失调将造就大批无法婚配的单身男性,这将对未来的婚姻市场、家庭安全、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育龄夫妇从家庭角度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完善生育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出生性别比与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传统的对男性偏好的影响下,唯一的生育机会就使家庭偏向于生男孩,造成出生性别比严重偏向男性。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必然造成婚姻挤压呢?本文主要讨论二者的关系及影响婚姻挤压的相关因素。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分析,从婚姻挤压的现状、原因、测度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就婚姻挤压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综述,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笔者最后建议从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这两个角度研究婚姻挤压问题。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其婚姻拥挤问题测度

本文利用五普数据,从人口数量匹配的角度,定量的分析和比较了同龄性别比,相对性别比和婚配性别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使得出生男婴和女婴的数量失衡,使未来的婚姻市场处于男性婚姻拥挤状态。当1980-2000年的出生队列步入婚姻市场时,男性“过剩”人口在2000万以上,占该时期出生男性的10%以上。     

流动经历对农民男孩偏好的影响

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究结果支持适应假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定性和定量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潜在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与儿子预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功用相关。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建议。     

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

基于2008年安徽省CH市JC区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大龄未婚男性难以获取正常、稳定的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和弥补方式,其发生率在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存在显著升高的可能性;相对于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而言,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