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目标设定与系统优化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但城市化的质量并不高.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其的解决应该面向未来,关注纠纷解决的最终效果.我国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包括行政介入的社区纠纷解决、社区自治机构主持下的社区纠纷解决以及诉讼程序下的社区纠纷解决.现行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应以大调解实践为契机实现系统优化.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调解的优化路径探析

社区调解是我国的基层纠纷解决制度,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和解决纠纷、鼓励居民自治以及构建和谐社区这三大功能。然而实践中社区调解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产生了过度行政化和居民信任度低等问题。对此,社区调解制度可以借鉴社会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结合”的机制,重新梳理社区调解的功能和定位,通过疏通民主参与渠道等方式,优化和建构社区调解的新模式。     

和谐社会目标与纠纷解决机制之调整

纠纷的科学治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实现此项内容,建构和合理整合纠纷解决机制是基础和前提.明晰社会政治形势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要求是设置合理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而准确理解诉讼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则是科学整合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备条件.为实现和谐社会的治理和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融合,必须以民主法治为主线,同时重视道德的作用,做到法治和有条件的社会自治并重.     

浅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方式,ADR被广泛应用于欧美国家.虽然对于不同国家,ADR所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是其广泛应用总是由资源的有限性、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当事人权利意识增强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所决定的.文章简单分析了ADR的概念及功能以及新的发展;根据纠纷解决主体不同,分别介绍了司法ADR和其他领域的应用;认为,ADR在广泛应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断的质疑和挑战;我国有着非诉讼的文化传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现实的需求.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从暗合到皈依: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人民自治观的形成

吕振羽"乡村自治观"的形成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在《村治月刊》时期,吕振羽对于乡村自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既异于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理论,也与同期的村治派不同.他认为实施乡村自治是现代民权政治的要求、乡村自治应当以"村"为基本单位、乡村自治须重视权利保障,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自治理论相暗合.在《三民半月刊》时期,吕振羽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彼时中国的农村问题,并对乡村自治论题作重新阐发.他主张实现农村自治应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为前提、农村自治本质上是农民问题.这可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自治理论的皈依以及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阐释.     

民族法学研究对我国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启示

我国形式丰富的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仍不足以满足社会纷争可控与树立规则息讼的要求,机构组织不断增加、调解力度片面加大使国家面临纠纷解决成本高、方式实质单一、规则混乱等危险。持“文化整体观”与“文化平等观”的民族法学可以拓宽主流法学的研究视野,其成果可以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带来以下启示：纠纷解决是由多层次多元的社会机制实现的;文化意义的完整性是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社会有自治之能力,国家应释放有效的自治空间。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纠纷解决中的互利正义——一种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外的正义观念

解决纠纷需要实现实体正义.但实体正义受纠纷事实、裁判依据以及衡量标准模糊性的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中用另外的正义标准予以补充.作为补充的程序正义强调过程的公正却容易产生"案结事不了"的结果.于是我们引入互利正义的观念作为新的补充.互利正义以自愿、平等和共同规则为实现标准,是一种通过协商方式实现的正义.     

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现代和谐理念下的司法与纠纷解决

和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题,传统和谐理念与现代和谐理念在纠纷观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后者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应当在现代和谐理念之下,妥善处理司法公正和纠纷解决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力实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实践,积极发展社会自治,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     

检讨与重构：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多元化解纷机制

作为社会变迁中的治理行动，多元化解纷机制彰显了工具理性思维。探寻其内生机理，“纠纷”不是本属于法院的纠纷，也不是诉讼外的、与法院无涉的纠纷，其本质上是社会的纠纷。“多元化”不等于替代性，其不仅蕴含着解纷方式的多元，更强调不同方式的平等协作。纠纷通常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解决，目的是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完善多元化解纷机制，首先应尊重民间解纷实践与社会自治，珍视社会自发形成的解纷组织及其产品；其次，在短期内不应过度强调诉讼外解纷方式的程序规则；再次，应合理配置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将各类解纠产品的供给控制在合适比例上，引导当事人选用最优方式解决纠纷；最后，应重申司法的规范性补强机能，扩大法院专职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纠纷中立评估运行机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对滥用调解方案异议权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方面的适当惩戒。     

元宇宙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发展

网络治理是信息时代国家治理的新领域，深刻影响着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Web3.0时代，网络空间进一步升级发展为虚实相融的“元宇宙”形态，人际交往与经济交易活动愈发活跃。与此同时，元宇宙的日益发展壮大也引发了虚拟世界里的人身权纠纷和财产权纠纷。然而，由于元宇宙内部纠纷存在跨域性、主体匿名性等困境，公权力主体未能及时回应元宇宙内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而元宇宙内的智能合约、区块链仲裁和平台临时保护措施在贡献了纠纷解决新方案的同时，也因种种固有缺陷难以发挥实效。针对元宇宙内存在的治理真空，应在尊重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共识基础上，分阶段逐步构建起元宇宙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独立自治—合作共治—协同善治”的形态嬗变，为元宇宙产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看自治权的回归与实现——广东省云浮市实施"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的宪政意义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其内涵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当今的村级自治实践中,自治主体异化为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变为村官自治,自治权的行使严重缺位,民主被"虚置",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交织,新农村建设陷入瓶颈.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的探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宪政意义,发现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推行地方自治的试验,发展地方自治民主制,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对该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在解决机制上自成体系并有相应的特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解决机制上可以分为调解型、诉讼型和军事征伐型,在解决机制上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政治投机性和承认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特点.     

法院调解强制因素的理性分析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     

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调解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