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中唐《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唐社会剧烈振荡,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最初是啖助《春秋》学兴起,“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继而是文学上的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兼而又受到经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景况。本文仅就《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略陈管见。一中唐新起的《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上。史学功能问题,中唐以前大体存在惩恶劝善、取鉴求治两种基本认识。惩恶劝善,主要是向“为国家者”强调“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取鉴求治,主要是从前代亡国探讨治乱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

受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的影响,刘勰将《春秋》笔法——《左传》、杜预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义由经学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具体表征为简言达旨和隐义藏用,使《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中国文论话语中处理繁简和隐显关系准则的语言家园,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

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春秋》学传统.一方面,他们从《春秋》的研阅实践出发,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象";另一方面,基于《春秋》兼具经、史的特性,他们重视史书修撰,倡导诗以存史,构建杜甫的"诗史"典范.同时,"隐而微"的《春秋》笔法,本就带有"存史""写心"双重意蕴,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意象之下,"隐迷"诗风的背后透示出高超的"写心艺术".经学、史学、诗学圆融的《春秋》学体系,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一部填补空白之作——评《经学辞典》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并称“六经”,并为社会所习闻。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始,对儒家经典进行训释的经学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问,一直居于我国古代文化的主导地位,并深深地渗透到哲学、文学、史学、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因此,要真正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必须了解经学。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伴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经学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有鉴于此,黄开国、唐永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历时两年,数易其稿,于1993年5月隆重推出了第一部经学工具书——《经学辞典》。笔者有幸概览这一填补空白之作,深感这部辞典有下述特点:     

毛泽东与史学

毛泽东对史学从来饶有兴趣,甚至可以说他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毛泽东八岁至十三岁在家乡读私塾时就酷爱经学、史学。他最爱读的是《公羊春秋》、《汉书》等史籍。课余,他最爱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三国志》、《隋唐嘉话》等历史小说。这段时间,他精读了《史记》、《日知录》,背诵了《左传》不少篇章。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萧三借给他《世界英杰传》。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恺撒等留下了深     

中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和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和特点方光华中国古代史学从史官制度中产生，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但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则是由孔子修《春秋》开端的。孔子认为历史是人群活动的陈迹（＂其事则齐桓晋文＂），而史学则是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记述中的体现（＂其义则丘窃取...     

论《汉书·艺文志》之不立史目

《汉志》不立史目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比如《汉志》中史籍虽多,但却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而先秦史官传统更是直接影响了史学的成熟。在经学昌明的汉代,史学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此,《汉志》不可能将一门并不存在的学问立目。     

吴、晋黄池争盟史实考辨── 兼论《国语·吴语》的史学价值

发生于春秋末期鲁哀公十三年的黄池之会，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这次会盟，究竟吴国、晋国谁为盟主？这似乎已经成为千古公案。但此事不仅关乎黄池之会的历史真相，而且关系到对《国语·吴语》史学价值的认识，故笔者不揣鄙陋，述闻拾遗，略陈己见，以祈于《国语》研究略有裨益焉。　　　　　　　　　　　　　　一 黄池之会，吴、晋孰先？其争端肇自《春秋》经传及《国语·吴语》的不同记载。 《春秋》经曰：“（哀公）十有三年、……夏，……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左传》曰：“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秋，…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关于我国史学起源的几个问题新探

几乎所有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在谈到这门学科的源头时,都是从商代(有个别学者主张从夏代)讲起,从史官讲起,从《尚书》《春秋》讲起.在这些论著的作者看来,(1)、至商代才有(我们至今所知的)文字可考的历史,有文字才有文字记载;(2)、商、周两代的史官就是最早的史家;(3)、《尚书》《春秋》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两部史籍,当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中国史学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事实上,史学不是到商代才有,它的起源比商代早得多;商、周两代的史官不是史家;而且,《尚书》、《春秋》两部典籍也不是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