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对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制度和文化特征。运用引力模型对文化因素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强有力地推动了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和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变量与流入中国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距离在吸引FDI的过程中起阻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政府廉洁度在统计上不显著。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I指数分析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东、中、西部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特征,已成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通过引入Moran I指数,文章分析了中国FDI的区域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借助邓宁的区位特定优势理论,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FDI区域差异性的动态原因,并将其归结为数量因子和质量因子的影响。外资流入东部地区的原因是其质量因子的区位优势,并且质量因子在后期超越了数量因子成为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区位优势还是其数量因子。因此,中国在外资政策导向上更应注重对"质"的把握,实现从数量型FDI到质量型FDI的转变。     

FDI与西部产业发展效应

入世后 ,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即 FDI)将发生明显变化 ,外资流入我国将会有较大幅度增加 ,流入西部的外资比重将有所上升 ,对外商在西部地区投资现状的分析表明 ,FDI对西部产业结构将产生明显的客观效应 ,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就业效应。因此 ,西部地区应积极利用 FDI,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     

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大量外资的流入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有力支撑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是我国"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重要依据.然而,引进了外资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掌握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因为成功地掌握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有一个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技术扩散过程.了解FDI的技术溢出途径,针对FDI对我国技术溢出存在的问题,从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大力推动跨国公司进行R&D投资、高产业集聚能力六个方面着手培育与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基于山东省的产业结构、FDI与低碳经济研究

随着世界气候问题日益凸显,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主旋律,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也无法置身事外。山东省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大省,二次产业占据主导地位,FDI更多投向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边际产业,使得原本畸形的产业结构更加失调。用1984-2009年山东省数据对FDI和产业结构影响碳排放的路径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结论:二次产业比重和人均FDI的流入对于人均碳排放具有明显负效应,FDI和二次产业占比是人均碳排放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中国中部地区FDI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与评价

吸收能力是一个地区能否吸引外资,能否消化、利用外资技术的先决条件。近年来,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加快,但存量依然很低。中国各地区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表明,中部地区FDI吸收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还很大,特别是技术和制度吸收能力相对很弱。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财政偏斜。中部各省应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科研工作者的福利,留住并引进高素质人才。同时,在不危及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国家应进一步加大中部地区的开放程度,完善金融体系,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加强省际之间的合作。     

影响新疆引进FDI因素的实证检验

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文章选取了9个指标,对新疆FDI引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新疆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企业事业单位技术人员数量的提高增大了当地FDI的引进规模;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经济开放程度两个因素可能因为指标选取的不利未能体现出对引进FDI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源成本的提高却是新疆吸引FDI的不利因素。     

FDI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30个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OLS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GDP、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区位优势对FDI的流入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了地区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比较

考察影响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入的若干个因素，并用以比较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在利用直接投资上应与东部地区有不同的目标，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深化体制改革。     

FDI对内资企业间接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例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流入FDI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总体贸易发展,但能否同样促进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还存在争议.文章分析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表明:流入FDI存在显著的间接贸易效应,一方面流入FDI具有正向的国内市场竞争效应、国际市场需求信息效应,另一方面也存在负向的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效应和生产关联效应.     

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不同投资动因的理论分析

借鉴实物期权理论,通过构建汇率和FDI的简单模型,研究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尤其是对不同投资动因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模型证明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对东道国FDI的流入有负面影响.另外,东道国货币贬值可能会增加成本导向型的FDI流入,贬值可能会减少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     

多元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两国近年来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造成两国贸易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汇率、国际分工、整体经济失衡及FDI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影响两国贸易差额。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汇率水平、中国近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的FDI流入对中美贸易失衡都有影响。调整两国贸易差额需要多种手段,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引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持续增加,FDI的流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之一。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波动的幅度增大。人民币升值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贬值都能够促进FDI的流入,人民币增值都能够抑制FDI的流入;（2）汇率波动会对FDI的投资信心产生影响,从而影响FDI流入,但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趋势看汇率稳定有利于FDI的流入;（3）从30年的总趋势考察,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都不是影响FDI流入的决定性因素,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关键因素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应该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从多元化渠道入手解决问题。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碳生产率的双边效应

采用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FDI影响碳生产率的双边效应及综合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FDI不仅对碳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还存在抑制效应,二者同时存在,并呈现如下特征:FDI对碳生产率的抑制效应要小于促进效应,使得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呈正向驱动特征.抑制效应平均为0.0345,促进效应平均为0.1243,这使得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平均为0.0898.2013年后,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水平整体下降,FDI对碳生产率的驱动遇到"瓶颈"期.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是释放FDI对碳生产率的"光环效应"的有利条件.据此,进一步提出加强FDI与碳生产率提升的互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FDI引入的绿色化水平,制定适宜区域差异的FDI引用政策等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出口的关联度分析--基于三个转型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

利用线型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印度、巴西的FDI与出口和出口竞争力的关联度,结论是FDI与印度的出口的关联度最强,与巴西的关联度最弱,中国位于中间.这3个国家中出口竞争力与FDI的关联度由强到弱的顺序是印度、中国和巴西.流入印度的FDI与出口和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最为密切,主要原因是印度具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含量高的FDI.在印度投资的FDI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很大一部分投向信息产业,其产品大都是出口外向型.在巴西大量的FDI是市场寻求性,FDI只是增加了资产,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没有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流入中国的FDI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追求廉价的劳动与资源成本为首要目的,技术的先进性就有水分,有70%的FDI是以设备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但对核心技术进行保密.所以,这些FDI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帮助不是很大,中国的出口产品依然是以低廉的价格为其主要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实证结果表明,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巴西最差,中国位于二者之间.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3.8,是巴西的1/3.4.但其经济增长率达到5.5%,大大高于巴西,较好的吸收能力是其重要原因.此外,不同类型的FDI对这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不同的作用.中国吸收的FDI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很明显;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并购,这样FDI增加了现有的资产,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对增长的贡献不大;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集中在信息领域,但其规模较小,对经济整体影响并不突出.由此认为,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增加吸收能力,提高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