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现状

流域的水环境管理是我国环境管理的难题之一，也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文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国内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发展现状及成功经验，并对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存在管理机制不统一，法律体系不健全，管理手段单调及公众意识不高等问题。同时阐明了我国必须借鉴国外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经验，从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模式，走中国的流域水环境管理道路。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投融资机制探究——以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为例

太湖流域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概述太湖流域水环境现状,指出尽管政府加大了流域水环境的治理力度,但是在治理过程中还存在投融资渠道狭窄、治理设施与资金管理落后以及生态税收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并指出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健全市场机制、增加投资力度和构建税收补偿体系是解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投融资问题的重要措施。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流域治理主体的共生模式及稳定性分析

流域资源作为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来共同治理和保护,文章首先对流域治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了博弈诠释,认为流域治理主体共生的前提是各成员因共同利益选择合作.在此基础上,借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各治理主体在流域治理中共生的形成过程,并对共生的稳定条件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对企业和公众的流域治理效果贡献较大,而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对政府流域治理效果的贡献相对比较小.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就是要通过对流域内空间资源的控制、规划、干预和影响,调节流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黄河流域的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构建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对流域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和有序管理,从而化解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现实矛盾、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要聚焦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民主化四项总体要求,构建科学严谨、流域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区域经济总体布局,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机配合的空间治理模式。以高水平的科技手段、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完备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政策体系为重要支撑,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牡丹江流域污染综合治理

牡丹江流域是松花江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流域经济的不断发展,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本文作者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并根据单元治水的要求,结合总量控制和削减计划,提出了符合牡丹江流域水环境特点的治理方案,有重点、有计划、有目标地推进污染源的整治工作,对研究牡丹江流域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产业集聚对流域水污染的影响分析:以海河流域为例

地表河流的流域性水污染问题与区域性产业不合理布局密切相关。以海河流域为例,建立包含空间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污染产业集聚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产业的集聚总体上不利于水环境改善;针对水污染的治理虽然可以遏制水环境的恶化,但其效果仅限于污染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此外,上游地区的污染产业集聚抵消了下游的环境治理成效。因此,应当严控集聚带来的增排,加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产业规划和环境治理。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共谋效应：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实地研究———以“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为例

跨界流域水资源问题主要包括水量分配和水污染。已有相关研究涉及了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上下游利益博弈和经济补偿等诸多方面。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的实践表明：目前以一级政府下属的环保局为主体的跨界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机制,实质上是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其社会效应体现为该机制有效地协调了上下游的利益博弈,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避免了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其生态效应却是联防机制,不仅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而且由于它将污染事件信息控制在内部,其结果往往是加剧了河流的水污染。     

流域管理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挑战与启示

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水环境和水资源实施流域管理,这也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流域管理突破了人为行政区划的限制,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我国传统环境司法在处置跨流域环境纠纷上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我国有些地方开始设置环境法庭来应对此类问题。不过,新设立的环境法庭仍然严格恪守行政区划,流域管理不断在管辖范围、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技术及执行问题上挑战着环境法庭,同时也给了在摸索中前行的环境法庭诸多启发,环境法庭如何在上述诸多方面作出突破,将有助于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构建和完善。     

论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中的权义形态

根据新《水法》的规定,我国对流域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由于流域水资源的特殊性及其在流域内失衡分布等诸多前置不平等条件,对流域内的各管理主体在法律面前产生了形式平等权利义务关系问题。需根据流域水资源的自身特性,从造成流域管理困境中寻找根源,厘清权利义务,探寻合理配置多元利益主体的权义关系途径,以期使流域水资源管理更加科学,实现水域资源公平、公正合理利用,实现水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协作治理水污染问题探析

为了解决流域的整体性与地方政府区域化治理之间的矛盾,流域污染中的跨区协作逐渐增多,流域综合治理成为主流趋势,然而河流污染情况依然严重。法律法规中有关政府间协作治理的内容规定较少,流域治理的法规中关于政府协作可操作性规范有待完善。多地通过协作协议的方式实施政府间协作治污,但是政府间协作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协作协议法律拘束力不足。水污染纠纷发生后,解决途径有限且缺乏法定的最终解决手段,导致纠纷解决容易陷入僵局。需在完善协作治污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流域管理机构的流域综合管理、协调职能。通过明确协作治污协议的法律性质,完善协议中执行条款、责任条款以及监督条款,增强协作协议的法律拘束力。同时,应拓宽水污染争议的多样化纠纷解决渠道,以促进政府间水污染纠纷解决效率的提高。     

黄河流域水资源现状分析及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当今的治水思路。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是黄河水资源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黄河流域水环境状况,从保护黄河水资源的角度提出了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措施:加强黄河源区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推行各种节水技术和措施,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增加可供水量;加强水资源保护,控制水体污染;统一调度黄河水资源,严格实行总量控制,建立和完善河流污染补偿机制,制定中、长期可持续利用规划,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机构,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政府利益的非公共性倾向及其回应

政府利益的非公共性倾向的特征主要在于：合理性、非主流性、隐匿性、膨胀性。政府利益非公共性倾向的回应及其矫正路径：满足政府的自身正当利益;抑制政府利益非公共性倾向中．不正当的部分。     

美澳两国典型跨界流域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在田纳西河流域和墨累一达令河流域开发的过程中通过颁布专门的流域立法和成立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并不断加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改善了流域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为流域管理成功的典范,对我国的跨界流域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考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流域管理经验,我国应加强流域管理立法,提高和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权,加强流域管理机构与流域政府,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增强流域管理中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通过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提高公众参与流域环境保护的认知和实践的积极性,改善我国流域环境生态恶化的局面。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流域水资源准市场配置的内在条件与制度环境

流域水资源的特点决定了单纯的市场机制和单纯的政府管理机制都不能做到水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水资源准市场配置是实现流域水资源效率配置的基础。流域水资源准市场发育的内在条件为 :明确界定的产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分离的水使用权、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合理的水价。适宜的制度环境是流域水资源准市场发育的外在条件 ,为此必须完善水资源立法 ;改革政府行政机构 ,建立不同主体的利益补偿机制     

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分析——以浏阳河流域为例

在阐述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分析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关系的基础上,以人口、经济和环境为目标,以供水量、污染容量以及人口规划和工农业产值规划为约束,建立了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优化模型。以浏阳河为例分析得出,按照浏阳河流域的可供水量、理论纳污容量和人口、经济发展规划速度,若以环境优先为前提,2015年浏阳河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满足要求,若以经济优先为前提,则基本满足要求;而无论是以环境优先还是以经济优先为前提,2020年均会出现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进而提出了浏阳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