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业监管政策的比较分析

美式赌场和欧式赌场的经营风格截然不同,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日常管理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美式赌场重视宣传,追求经济规模;欧式赌场的管制则严格得多,规模也很小。本文首先对欧美赌场的经营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深入讨论了监管政策对赌场经营模式的影响,同时还总结了世界各大赌城监管政策的类型。根据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趋势,本文也提出了完善澳门博彩业监管政策的建议。     

中国博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及其特征

中国博彩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娱乐性游戏发展为娱乐性博彩活动,再发展为商业性博彩,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即竞技、斗智娱乐性游戏,自娱-互娱性博彩,个别的、简单的商业性博彩,扩大的、复杂的商业性博彩和网络博彩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博彩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赌场、赛马、彩票等不同的博彩业态也会分别呈现出其特有的形式。这样,就构成了中国博彩发展历史阶段性的若干特征。     

次级债券的银行业市场约束研究

次级债券是银行补充资本的新渠道,也是对银行业进行市场约束的新型金融工具,投资者通过索要高利差或减少持有来约束银行冒险.这种市场约束机制有明显优势,容易形成相容的激励结构,保持稳定、持续的约束力量,减少管制政策的负面影响.通过改进期限结构、发行期限、发行成本等因素,能够进一步优化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行规模的增加,次级债券将逐渐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约束的重要力量.     

中国首届国际博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和澳门召开大会 "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6-10日在北京和澳门两地召开

2004年12月6-10日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与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及澳门旅游博彩技术培训中心联合举办"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将先后在北京和澳门两地举行。大会旨在加强旅游博彩产业和公益事业方面的理论研究水平,为国内外博彩业人士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为我国博彩业的发展与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开展学术探讨。 研讨会在以下几个专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的关系:旅游地区形象及博彩对其经济影响:博彩政策与体制研究;博     

澳门——东方的蒙特卡罗

阳春三月,笔者有幸来到东方的蒙特卡罗——澳门一游,当然,也禁不住要光颐一下闻名的赌城。一晃几个月已过去了,可赌城的一切仍历历在月。蒙特卡罗是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摩纳哥的一个城市,气候温和,风景优美,是世界上著名的赌城,建有豪华的赌场。因此,把澳门比作蒙特卡罗,自然是指澳门的赌博业发达。澳门与蒙特卡罗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并称世界三大赌城。赌,在澳门称作博彩业,是旅游博彩业中重要的一种。澳门的旅游博彩业包括博彩业(俗称赌博业)、旅游业、娱乐业、酒店业等,广义上还有饮食业,旅运业、手信业(即本地特色小吃、旅游纪念品等)、珠宝金饰业、古玩业等。小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突出,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也逐渐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和现实要求方面分析跨国公司应在东道国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目前跨国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从国际社会、东道国和跨国公司自身来进行责任约束等问题进行讨论.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全球危机背景下的政府职能重塑

政府作为一种理性的力量应该对社会的感性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政府的天然职能是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供给公共物品并提供公共服务,在人类面临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应对全球危机、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能;全球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自然危机、战争危机、人口危机、社会危机诸方面;在全球危机背景下,政府的管理职能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增强,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设立相应机构加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的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应对危机的职能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对全球危机更需要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需要强化联合国的作用。     

国有公司经理的约束和激励

国有公司作为一个契约,不可能规定契约中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和经理长期竞争的压力是形成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力量.激励和约束经理的逻辑起点是董事会雇佣和解聘经理.经理的人力资本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经理必须享有与其业绩相称的剩余索取权.良法是约束经理的主要力量;充分反映力量对比关系的合同,章程,必要的监察、审计约束也不容忽视;完善的信用管理系统和理智规范的经理市场是约束经理的重要手段.     

我国发行赛马体育彩票可行性初探

本文对我国发行赛马体育彩票的可行性提出了注重弘扬赛马文化、加强法律基础建设，完善管理体制、普及赛马知识，加强正面宣传、提高彩票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率等对策及建议，证明我国发行赛马体育彩票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彩票业的发展及其政府规制

近年来,中国彩票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多种预测中国彩票业快速发展趋势将还会持续下去。为推动中国彩票业的长远发展,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规制,以解决当前彩票行销监管中的一系列问题,确保彩票业发展的公益目标,限制其消极影响。      

清末彩票的泛化与走向

随着晚清政府的日趋衰败,朝廷拟设国家彩票以解财政困窘,各地方各行业亦纷纷开设千奇百怪的彩票。清末彩票的泛滥,使其迹近赌博,遭致了最终被禁绝的命运。     

彩票合同四题

彩票合同以国家政府特许为前提,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区别于赌博合同。彩票合同的内容可通过解释彩票游戏规则加以确定。彩票合同的履行具有阶段性特点。彩票欺诈可以发生在彩票的发行、销售及开奖各个环节,履行阶段的欺诈不同于缔约阶段的欺诈,后者属于合同可撤销的事由,而前者属于违约。建议对彩票欺诈行为增设惩罚性赔偿责任。     

浅谈晚清时期的吕宋票

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彩票是由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发行的吕宋票。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8年间,吕宋票在中国广为流传,民众趋之若鹜,大量的财富外流,清政府几经禁售而收效不大。透过吕宋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时代的变迁和屈辱的历史。     

廣州市彩票購買者特徵分析

本研究現場問卷調查了廣州1101名彩票購買者,通過統计分析發现,廣州市彩票購買者以男性、中青年、中等偏上收入、具備高中至大學畢業文化的群體為主。他們購買彩票的持續年限長,購買次數频繁,每次金额不大,每月彩票支出佔月收入10%以下。購買的動機首先是尋求消遣娛樂,其次為赢錢。彩票業為人們日益增加的娛樂需求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未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國家應進一步鼓勵和培育彩票市場的發展。但彩票購買者中有較高比重的人有過度購買的傾向,需要加以關注。     

我国福利彩票业监管机制创新的策略

福利彩票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行福利彩票可以广泛筹集社会资源,弥补政府财政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不足,促进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壮大。当前,随着福利彩票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监管机制与市场发展需求不相符合的矛盾。因此,改革并创新我国福利彩票业监管机制就成了当务之急。     

彩票的法学解析

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而发行的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据以取得获奖机会的凭证。汇集闲散资金,造福社会公益事业,是彩票的本质特征,也是彩票的道德生命和法律生命所在。彩票具有国家性、财产性、合同性、社会性等法律性质。彩票运作中包含着多重法律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发行人与购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如何配置。     

彩票合同新解

彩票合同有力说主张彩票合同兼具买卖合同与射幸合同双重属性。然而,彩票合同的成立既重视当事人的合意,又强调彩票清洁有效作成及至交付,剥开“购买”、“销售”等立法上与国际“接轨”的外在形式,唯有赠与合同方能彰显彩票发行之始的公益目的,体现彩票的制度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传统上对于彩票合同系赠与合同的理论建构因简单划一而广受批评。事实上,依照彩票资金管理“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彩票合同作为有奖募捐合同可“一分为二”：其一为面向社会大众的格式化募捐合同,其二为针对持票人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后一合同具有射幸特征。在赠与合同的理论框架下,彩票既是证明双层赠与关系成立的凭证,又是彩票发行机构准予彩民兑奖的证券。赠与合同新解有利于保障彩票各方的合法利益,防控彩票发行的道德风险,实现彩票司法的简易高效,促使彩票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规范、有序、健康地运行。     

中国彩票业治理创新：规制重构

中国彩票产业本质是一种具有行政垄断性、自然垄断性和公益性等多重特征的网络化产业,而目前中国彩票业治理疲软和问题丛生的根源就在于其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监管发行体制,并导致部门利益侵蚀国家利益。有关政府部门只有重新定义彩票业规制主体,改变规制方式,从立法、行政、经济、审计等多个方面进行规制改良,重构规制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创新,才能促进彩票业的良性发展。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