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

匈奴单于位继承基本经历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传弟与传子相结合的混合继承”的过程。这三个阶段是一个清晰发展脉络,后一种是前一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一种制度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对匈奴社会不同时期政权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实际上匈奴单于位继承的性质是世袭制为主,世选制为辅,匈奴单于位继承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几百年...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

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     

匈奴和亲政策初探

匈奴曾建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其中,和亲政策在匈奴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朝的关系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骄踞接受到被迫提出,从轻视到重视,从仅与汉朝和亲到运用和亲拉拢西域乌孙、车师等,匈奴对和亲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变.可以说,在与汉朝的互动中,和亲逐渐成为匈奴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汉朝运用得更为灵活.     

十六国胡族政权封建化问题初探

西晋灭亡以后,胡族政权入主北方。十六国政权中有十三个是胡族建立的,这些政权在占据北方以后大都摒弃本民族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进而实行中原地区行之以久的封建制度。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固统治,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原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吸引的结果。他们在政治上沿用魏晋官制重用汉族地主、经济上实行租调剥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文化上尊礼崇儒发展学校教育。这些表明十六国胡族政权正在经历着封建化进程。民族融合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     

试论匈奴政权在西域的统治

一据王国维考证,“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猃狁,先后相应”,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秦末汉初,匈奴族在其杰出的政治军事首领冒顿的率领下,东征西讨,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地域辽阔的奴隶制强国。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军事势力大规模进入西域,控制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国。此后,匈奴政权便与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匈奴势力逐渐深入西域腹地,进而到达葱岭,影响及于中亚两河流域乃至欧洲一些地区。     

《晋书·载记》汉赵国史钩沉

汉赵王朝奏响了十六国交响乐章的第一曲,也是首个在中原建立起的胡族政权,关于其凸显的胡汉文化交织的文化特征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时至今日,学界对汉赵国史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笔者藉由《晋书·载记》汉赵国史章中前人未发或已经拈出然而尚未阐明的五个问题,钩考索隐,以贡一得之愚。亦冀借此可重拾对匈奴汉国的关注。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秦汉政权和匈奴的关系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它与秦汉政权之间既有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亦有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这对双方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秦汉政权与匈奴之间和战关系的演变,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秦王朝时期 在秦朝建立之前,匈奴已开始强大,常南下掠夺、骚扰。秦灭六国之时,匈奴乘中原内乱占领河套地区,打通了向中原扩张的门户。     

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大陆法系夫妻财产制的发展趋势

二战以来，大陆法系民法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亲属法的修改上。大陆法系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理念除了传统的婚姻和谐，还确立了男女平等、交易安全的理念，从而形成了日趋多元的立法原则。在共同的立法原则的指导下，各国的夫妻财产制还呈现出统一性和民族性并存的特点，“和而不同”是当今乃至未来大陆法系夫妻财产制发展的基本趋势。     

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汉儒家文化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遵循汉族的礼仪官制,以史为鉴,建设国家等方面。这种民族政权构成形式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夷夏观念的变化,二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

十六国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仍,有些政权仍厉行户籍制度。十六国时期,主要有4种民户:部落民、坞堡民、州郡民、镇户与营户。部落民统属于部落酋长,坞堡民统属于坞主。迟至西凉时期,坞堡民才被纳入户籍登录的范围。镇户、营户隶属于军籍,无户籍。州郡民是国家直接统治的民户,户籍登录的主要对象是州郡民。     

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

在显庆至天宝年间 ,唐朝确有在中亚抵制大食东扩的战略 ,即利用当地的政治势力抵抗大食 ,力求以最小的军事力量保持西域地区的相对安宁。唐朝还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 ,该体系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 ,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国外行政判例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两大法系法律制度的日趋融合,行政判例制度在两大法系的法律制度中都被采纳,并在行政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分析两大法系中行政判例制度的兴起、发展、创制、效力,并结合我国的现状,试图构建我国的行政判例制度.     

草原丝绸之路对亚欧大陆历史进程的影响研究概论(一)——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沿线政权

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其路线辐射地区正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聚散生息的核心地区。自先秦时代到蒙元时期,先后崛起的匈奴、回鹘等民族政权相继控制并参与到这条草原通道的中西交通之中。学界对这些政权与草原丝路之间的关系较为重视,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未来蓝图——从《哥本哈根协议》到《坎昆协议》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产生了不同的国际社会组织,并制定了各项相关国际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在解决国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首先,该制度起着建构性的作用;其次,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必须对激活该项制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处于不同地位的各方在谈判过程中能够建立共识,并且能在国际层面推动达成更具雄心的气候变化政策。这些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的诞生。《哥本哈根协议》明确将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作为减排的目标。《坎昆协议》将此目标具体化,并提出气温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的任务。"后2012"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必须具有全球性特征,遵循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世界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从性质上来说,《坎昆协议》所建构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体系代替原有的制度机制,这将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的全新改变。     

论政权兴亡的民生视角

民生决定民心。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权的兴亡。只有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才能赢得民心、赢得政权,历史上许多政权的得失都证实了这个规律。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改善民生,它是关乎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