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举措述评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举措述评周绍英南京国民政府从它建立时起，就是代表乡村豪绅地主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在其统治下，总的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落后，发展缓慢。但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政策析论

南京国民政府对苏政策析论琚贻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完全背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反共政策延伸到中苏关系上，推行反苏政策，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极大便利。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被迫检讨其对苏政策，并...     

论南京国民政府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和作用

西安事变,猝然爆发,震惊中外,继而和平解决,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事变解决的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利益为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都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参与解决事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研究中,我们往往在宋氏等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上着墨过多,而对南京国民政府解决事变的策略和作用从整体和宏观上考察和把握不够。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以冀抛砖引玉。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近80年之久。＂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新一轮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上涂上了屈辱而悲惨的一笔。从＂九·一八＂事变起,中经华北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武力讨伐”策略简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解决事变分为武力讨伐与和平解决两派。史学界对其中何应钦的“武力讨伐”策略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文章就何氏这一策略的背景，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及目的等方面提出一些浅陋的看法。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压——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冯玉祥部入甘及与西北回马集团的博弈——以“河凉事变”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冯玉祥部在直奉两系武力挤压下退驻西北,这对久踞西北的回马集团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之威胁,因为冯玉祥统一西北的战略目标终将与其既有利益发生冲突。如果说河州事变是回马集团对国民军入甘后的一次武力试探,那么凉州事变则是国民军对凉州回马势力的一次军事打击。虽然说河凉事变是国民军与回马集团之间政治博弈与武力冲突的产物,但其发生发展及所造成的的回汉仇杀给西北民众带来的心理伤痛至今犹存。如何消解回汉纠纷,正确处理回汉民族关系,不仅是当时冯玉祥及南京国民政府审慎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需要正视的重大课题。     

论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的对美外交

抗战以前,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并确立了以美英为重心的外交战略格局。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在部署军事抵抗的同时,沿袭了自“九一八”以来依赖外交助力以收御敌之功的基本国策,企求策动美英带动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影响并改变东京的侵华政策,以缓和民族危机,最后解决中日问题。但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这年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渝的半年时间里,南京政府为争取美国干预远东事务、斡旋中日关系的外交活动却颇费周折、步履维艰。这半年期间的中美往来尽管为时不长,却对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进程产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改良,为扩大国际影响,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在医疗卫生、水利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国联进行初步的技术合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技术合作被迫暂时中断.这一阶段的技术合作,对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和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对日不抵抗,将事变投诉国联解决的方针。中日两国遂在国联的“调处”下,围绕着事变展开一场外交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着事变的发展。本文略述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第二天,即9月19日,中日驻国联的代表即分别向国联第65届行政院会议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中日两国在国联的斗争由此开始。当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理事国。中国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制止日军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的“调处”。而日本则出于独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不愿国联介入。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杜吕蒙: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情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与数额”。9月22日,施肇基又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日军继续占领各地的情况,并公开提出上述照会中的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如发生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时,联盟应当采取相宜行动,以保证各国安全。按此条无对侵略国制裁的规定,当时日军的行动已属侵略战争行为,中国应援引相应条款要求对日实行制裁,但抱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面临着内部的权力整合,以及外部强敌入侵的挑战。1949年以来,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间,是研究禁忌逐渐打开及研究领域开拓时期;1990年后,对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发掘、整理,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即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整合、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政权建设的开端三方面,对于1978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其中涉及三十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起点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它与商会等社会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武汉会战前的武汉防空建设述论

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武汉会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湖北省地方军政当局,为防备日军空袭武汉,积极组织多方力量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防空建设。会战前武汉的防空建设主要表现在成立防空组织与防空指挥机构、组织防空宣传与防空演习、划分防空层次与建立防空监视网、修建防空避难工事与军用机场、实行防空管制等方面。武汉会战前武汉防空建设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不足之处。     

“锦州中立区”计划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辨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计划，企图藉“国际干预”阻止日军进攻，保全锦州，维护国权。由于英、法、美等国不愿派兵“担保”、日本对“中立区”计划的苛刻要求以及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这一计划虽然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但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看劳工福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维护统治，协调劳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工福利法规和措施，推动了社会福利事业酶发展。本文试耐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劳工福利政策的原因、对劳工福利的各项保证措施、劳工福利事业的主要举措和劳工福利政策的缺点几方面对劳工福利进行探究。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问题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问题张亚斌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长期以来，对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问题，史学界通常认为，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随即结束，余下的问题只是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问题。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档案资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