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

我国提出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从定义、目标和地理空间范围等角度明晰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内涵与外延,从实质而非形式视角界定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区的“基础”地位。以法律体系理论审视被列入立法计划的《国家公园法》立法,应当在法律体系中规划立法、在法律体系中明确法律部门归属、在法律体系中协整相关单行法的内在关联性。应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为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立法重点包括将《自然保护地法》界定为自然保护地领域的基本法和政策法、确立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法定标准、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与关系。     

《黄帝四经》中“天”的五大维度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它用理性的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辩证地整合,担负起“道术将为天下合”的历史重任。《黄帝四经》提倡“隆礼重法”,强调“法主礼辅”,并构筑厚重的“天道”理论基础。《黄帝四经》的“天道”是对前此“天道”的扬弃,主要从“自然之天”“宗教神格之天”“哲学之天”“社会伦理之天”“法制之天”五个角度对“天道”进行演绎,层层推进,深刻地阐释其“案法而治”的主旨。《黄帝四经》的“天道”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充满自然法的内蕴,同时为人为法之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于当下转型之际的“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逻辑与构造

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应当以承载多元价值、平衡原住居民权益保护与公益性目标、构建惠益分享机制的应然逻辑为指引，系统回应当前制度构建存在的制度机理错位和立法体系性缺乏等问题。以对当前法律体系的变革为基础，可具体展开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优化构造：确立“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统一立法模式以矫正地方先行的立法探索带来的制度协调性问题，在《自然保护地法》中系统规定一般制度，通过《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单项立法展开具体领域的特色制度设计，通过《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进行专门的针对性立法，地方立法进一步规定实施性制度，进而从形式和实质意义上具体展开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体系化构造。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无为而治：现代不同视角的探寻

“无为而治”是道家最先提出的为政治国纲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其目的是想用“无为”的手段,让统治者效法天道,自然无为,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笔者拟从现实出发,探寻它在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等方面的现代意义。     

《淮南子》专论（二）——《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     

冷眼看“法无禁止即自由”——评我国《物权法》抵押物范围的立法模式

“法无禁止即自由”强调私权主体的自由不受公权主体的随意干预，强调私权主体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我国《物权法》对抵押物的范围采取反面排除的立法模式，是对“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误解。抵押物范围法定，是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应当从体系的视角，对我国《物权法》抵押物的范围作出合理的解释。     

《老子》道德思想略论

“无为”是《老子》道德思想的基本原则，其哲学理论根据是它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宇宙观．其政治思想基础是它的“无为而治’助社会政治观。《老子》所提出的道德行为规范，其合理因素经过批判地改造之后，对于今天的现代化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则是消极保守，不求进取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老子》把婴儿赤子作为人生理想的追求，是一种蒙昧主义，其修养方法是一种禁欲主义。     

胡瑗《周易口义》中的天道观

本文从“道”与“气”、“形”与“用”、“理”与“分”三组概念出发讨论了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对天道的阐述，指出胡瑗之天道观的特点在于进一步破除孔颖达《周易注疏》中的玄学倾向，而通过天道为儒家的价值秩序观念奠基。这种奠基表现为：一方面，天道是人世秩序的根基；另一方面，人应该发挥主体性，以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实现天地给予的秩序。     

《淮南子》哲学思想及其精髓之“道”与“道法自然”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抑或学科称谓,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及观念在中国则是源远流长,以阐述世界观及方法论见长的诸子思想均属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中道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根基,采撷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华,是“非循一迹之路”而守正创新。《淮南子》从“道”出发,以“无为”为主旨,将天道之无为演绎成人道之无为,以求人道符合天道,创新性地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要。《淮南子》倡导“无为”是为了践行“无不为”,倡导“天道”是为了宣扬“人道”,将出世与入世统一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道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崛起及复兴都有着重要启示。     

《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

“道”是《淮南子》一书的重要范畴。这一概念来源于《老子》，通过对道的论述，《淮南子》详尽地发挥了《老子》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和道化生万物的思想，由此形成了系统的自然宇宙观。《淮南子》的道论主要论述了道的整体性、无限性及其演化阶段和理论。通过这些论述，使老子以来的道家理论得以深化，显示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中国道家文化在《看不见的人》中的具体体现

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仿佛是用中国道家文化编制的一幅现代主义的上乘之作，渗透了老子的“静观弱用”、“天道自然无为”和“返璞归真”的观点，反映了主人公在寻找潜在孤独自我本质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的心路历程。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弘扬"天人合一"思想构建和谐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的“天”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指“人道”即人类社会的规律。“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与自然理应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乾卦·文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四时的运行和是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业数据保护模式及其展开——《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商业数据条款”评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增设“商业数据条款”,不仅是为了回应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利益分配诉求，而且是面临中央和地方双重压力下的立法政策选择。对于如何保护商业数据，学界在“商业数据条款”制定前提出的财产法模式与行为法模式之争，无论是在实施效果层面还是在法理技术层面，都大同小异，表面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我国立法起草者选择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行为法模式保护商业数据，不仅是权衡各方利益、比对同属信息财产权之各类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之后的决定，而且考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历来是权利孵化器的优势，以及我国法院此前适用该法审理商业数据案件积累的丰富经验。适用“商业数据条款”时，应当通盘考虑《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增设的行为不法性考量因素条款，以及“商业数据条款”设立的商业数据权在竞争法视野下面临的内外限制。     

孟子的人格自由论研究

人格的独立性是孟子“人格自由论”的立论前提，这也是孟子以及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与无道的统治者尖锐对立的必然结果。“诚”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实在，又是人道与天道彼此摩荡的本体基础。因此，“诚身”、“明善”既是形而下的工夫也是宗教性的提升，由此而与天相接，焕发出了人性中美、大、圣、神的创造性。《孟子》的“知言养气章”由以言养勇、以气养勇、以志养勇三个阶梯构成，在比较中显发“浩然之气”的主体人格。三者彼此激发，富有内在的张力。     

笔底波涛 千年沧桑──评《前期法家研究》

笔底波涛千年沧桑评《前期法家研究》王学典青年学者曾振宇的新著《前期法家研究》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法、术、势”社会政治哲学的学术性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掩卷而思，作者在熟练地运用与引征诸子史料的基础上，更加注意自身对这一类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