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统一战线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胜利

统一战线是我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它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抗日时期桂林文化城的进步文化运动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武汉、广州相继失陷。这时,大批文化人来到桂林,据统计先后     

试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并与李建平等同志商榷

试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并与李建平等同志商榷魏华龄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研天，已经涉及到不少问题，其中议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是；关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问题。从目前手头掌握的材料着．在分期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以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为界．...     

回顾在桂林和邵荃麟相处的日子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和夏云在上海日寇牢里被关了一些日子。出狱之后,于一九四二年初回到浙江金华时,荃麟已从福建到了桂林。锡昌也在那里。我和夏云马上到桂林去,和荃麟又在桂林重逢。这次重逢,对我一生的工作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前此的五六年间,我一直搞政治,     

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

桂林抗日文艺活动,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高——低——高的三个阶段,这就是前期的文艺运动形成高涨局面,中期的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后期的文艺高潮的再度兴起。前后将近六年时间。划清桂林抗日文艺运动的三个时期,对于我们把握战时桂林文艺的内容和特征,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关于三个时期的起止,我取以下事件标定: 前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的武汉、广州失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 中期一九四一年三月《救亡日报》停刊之后,一九四二年一     

略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

略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刘泰隆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广州失守，到１９４４年１１月桂林沦陷之前，中外的大批文化人聚居桂林，掀起了蓬勃发展的抗日文化运动，桂林成为全国抗战文化中心城市之一，俗称“桂林文化城”。本时期中外作家在桂林撰写或发表出版的鲁迅...     

新安旅行团与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

新安旅行团与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以“新旅”的到来而高涨,又以它的离去而低落。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图为全面研究中国儿童运动史提供一点参考。(一)一九三八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了一百万军队围攻武汉。与此同时,为了从海上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和武汉战役相策应,日军又抽调一部份兵力夺取广州。十月底,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武汉、广州沦陷之后,作为西南重镇的桂林,其地位与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当时蒋介石和桂系之间有着较深的矛盾,广西当局为了抗拒蒋介石力量的侵入,提出了“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并一面标榜抗日,一面实行所谓招贤纳士的开明政策,而蒋介石     

桂林文化城思忆

八年抗战,我至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广西工作,其中又以在桂林的时间最长,经历了桂林文化城前后各个时期,直至沦陷前夕才最后撤离广西。当时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以后又一直参加“桂林文协”活动,现在虽已相隔四十余年,不少往事记忆犹新,老战友的音容也难以忘却,而他们有不少已早逝了。广西为了搜集“桂林文化城”的史料,多次来人来函促写回忆文章,盛情难却,至今才写了一些断简零篇,都是个人经历而已,而且记忆不尽准确,必有不少记误,还请知者校正。桂林: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两年间我是1938年冬从江西的南浔前线下来,几经周折才辗转来到桂林的。这时候,小小的桂林突然臃肿起来,挤满了从武汉和广州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好象犯了消化不良的顽疾,市面一片战乱景象。广州《救亡日报》虽已撤来桂但仍未复刊,我寄居在丽泽门外老同学的家     

试论桂林文化城戏剧运动的特征

桂林文化城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关于它的时限,一般人认为上限为1938年10月(即武汉沦陷后),下限是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前后经历了大约六年时间。抗战时期桂林为什么能成为文化城呢?林焕平教授在为《桂林文化大事记》写的《序》中说得好:“桂林文化城是在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统战政策     

高举团结抗战旗帜的文协桂林分会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大批文化人先后云集桂林,投身抗战救亡文化运动,桂林遂以“文化城”蜚声中外。出版业空前繁荣,报纸杂志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个左右。有些全国性社团,还在桂林设立总部。1939年10月2日,桂林文艺界“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联合全桂文艺界一致为     

抗日时期周钢鸣在文艺理论上的建树

周钢鸣同志于1909年出生在我国南方边远山区广西罗城县.青少年时生活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山村里,很少呼吸到新的文化气息.年青的周钢鸣于闭塞的山区生活,渴望了解山外的世界,在时代风云召唤下,15岁便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争.后来到了上海,于1933年2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两年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文艺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社于1938年10月,迁来桂林.曾先后任《救亡日报》记者兼采访主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以及我地下党外省支部书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人间世》杂志主编.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始终紧握手中的笔,以笔作刀枪,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是在桂林度过的,期间只在皖南事变后短期离开过.他除撰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之外,还结合当时的文艺运动写下大量的文艺理论(含文艺评论),当时曾结集出版过《论文艺创作》一书.他的这些文艺论著大多数写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与《讲话》的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在桂林

1938年底,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桂林成为沟通重庆、香港和沦陷区的枢纽。我党利用蒋、桂间之矛盾,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于此开辟了国统区抗日政治文化运动的又一新据点。以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欧阳予倩、田汉、邵荃麟等为首的大批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士,先后云集桂林,使桂林的文化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并遂以“文化城”著称。就在当时的桂林文化城中,始终活跃着一支朝气蓬勃的文艺生力军——年青的东     

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新探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评价皖南事变中的项英等问题,是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广西地下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曲折——一九四二年桂林七九事件评述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2年5月,制造了中共南委事件。同年7月9日,又破坏了设于桂林的中共广西省工委、中共桂林市委机关及部分基层组织,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苏蔓妻)、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壮烈牺牲。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桂林制造的反共七九事件。由于七九事件的波及,导致了1943年玉林的“一·一三”事件,南宁的“一·一五”事件。13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省工委与上级党组织发表     

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

桂林在抗战前,只有几间学校,居民人口不超过五、六万,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从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之前,很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分别从南京、上海、江苏、浙江、武汉、广州疏散,云集到桂林来,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桂林,逐渐成为抗战后方文化中心,有中国大西南“文化城”之称。     

皖南事变发生和新四军失败原因再论

皖南事变发生和新四军失败原因再论曹天生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对新四军进行的一次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国剿，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对于这样一个震惊才外的事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迭出不穷，但我们认为，如果要把皖南事变的研究引向深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重庆军事谈判与皖南事变1940年5月31日,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撤销委员长桂林行营。6月1日改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白崇禧先于四月间带领随从人员回到重庆,留总参议王泽民当桂林警备司令。王是江西人,是白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一向在白身边工作,谨小慎微,对白唯命是听,忠心耿耿。白崇禧回到重庆后,即碰上一件伤心的事和一件伤脑筋的事,感到很懊丧,伤心事是从五战区传来消息,敌人调动了六个师团分兵五路向襄河西岸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曾有“文化城”之称,指的是1938年到1944年秋桂林疏散这一段历史时期,桂林成为了战时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此外还有一个中心就是重庆。由于重庆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思想控制比较厉害,政治空气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桂林宽松,因此,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活动也开展得比较蓬勃,各项文化活动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当年的文化工作者就有过评价。认为“在抗战期间,     

皖南事变中的国民党参战部队

皖南事变中的国民党参战部队王建科皖南事变是由顾祝同、上官云相直接策划指挥的。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具体部署情况如何？笔者根据有关资料，作一粗浅探讨。顾祝同所属的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以及赣东。第三战区下辖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     

叶挺将军在桂林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1943～1944年间,叶挺将军曾一度被软禁在桂林。当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叶将军名义上被称为“高参”,实际上是行动受监视的政治犯。我原来是广西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聘。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流亡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我又逃回桂林。国民党企图截断我的生活来源,当时虽有几间大学要邀请我去任教,但都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阻止。我只能在桂林以卖文为生,用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勉强维持生活。当时我住在桂林郊区花桥附近六合路的几间破落平房里。一天,忽有一个身体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来访。他手里拿着手杖,自称是叶挺。我和叶挺将军过去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的鼎鼎大名,我是景仰已久的。见面之后,我们就毫无拘束地谈起来,真所谓一见如故。他要求我带他去看望柳亚子先生和邵荃麟同志,我立刻就陪     

皖南事变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集中表现。事变前后 ,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完成了一个由孤立分散而至政治结合的联盟过程 ,其主要表现是由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政治结合给予了积极支持 ,因此是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