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通俗小说

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在20世纪初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与作为“纯文学”的新文学不同,其现代性标志具有两个维度:物质的、商业的、市场的和精神的、人文的、审美的。前者经市场文化所催化,后者则为新文学精神所烛照。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伴随着后现代性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写作的当代长篇通俗小说产生了畸变。其从“媚俗”和“媚雅”两个方面消解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现代性,或是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或是彻底商品化,沦为后现代的“文化工业”。为此,必须恢复和重建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性。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从《西游记》看晚明小说“以趣为美”的审美特征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通俗小说创作、刊刻增加,普通大众读者在面对众多精神食粮的选择时,表现出追求趣味性的倾向,晚明小说的创作在某种程度显示了对这种趣味性的迎合。可以说,大众读者的需求决定了小说审美的“以趣为美”。     

走出掣肘寿山石市场繁荣的怪圈

目前，在市场经济过于浓厚的商业氛围下，寿山石行业出现了创作者对创作材料过分强调的现象。过分浓厚的商业气氛，对材料品质的过分强调乃至“崇拜”，也是寿山石文化难以突破“小圈子”的重要原因。     

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是建立在通俗小说都得到妥善保存的“假设”之上的 ,它完全没有考虑通俗小说大量湮没的事实 ,因而是完全不合事理的。如若没有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孙楷第等老一辈学者的抢救“引进” ,可能今天面对的“空白”就会是整个明代。从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 ,仍透露出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 ,不仅能够证明稗官小说的大量存在 ,有些作品的内容亦可窥知一二。而现存多数的历史小说 ,都有它更早的“原本”。“明代前期空白论”是不能成立的     

多元理论视角下影视类型概念的再思考

“影视类型”可追溯到文学理论中用于分析通俗小说的“类型”概念,与“文类”和“文体”等概念有所区别,是涵盖更广的叙事传统的一部分。起源于商业活动,“影视类型”是将大规模观众的叙事期待满足与影视产品的分类特征相联系的一套惯例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示”转化为稳定有效的盈利模式。通过考察一些典型的类型电影和剧集可发现,类型生成机制形成了“边界清晰的类型”“类型元素”“泛类型”“亚类型”等细分概念,从而成为大众文化场域的共识性约定,以及集体性文化生产的规范系统。“影视类型”概念蕴含着从结构主义到观众心理学的深厚理论内涵,“类型”既是符码指涉系统、心理认知图式,也是原型神话展现与欲望表达。“影视类型”是一种对影视文本进行深度阐释的理论范式,但首先是与影视生产经营紧密结合,支撑和指引商业运转的实用型理论。更加深入地理解类型理论的多重内涵,对我国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传播学视域下的“圈子”——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思考

“圈子”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层面,与人类的认知水平和传播能力存在局限密切相关.“圈子”和传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圈子”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特征,各个圈层之间的交往法则、信息流量和传播准则互不相同.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圈子”的勃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众多“小众化”、个性化的“圈子长尾”.     

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洛学兴起、传承时期,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重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有了特定联系。洛学传承大致经历了鼎盛期、衰落期、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而每一阶段的思想精神和理论主张都基本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核心,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作用于通俗小说,导致小说创作倾向嬗变。其具体表现是:一、洛学鼎盛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载"理"倾向;二、洛学中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崇尚封建纲常倾向;三、洛学叛逆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四、洛学复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尚劝戒思想倾向。通俗小说的这些创作倾向一般由小说的题材选取、人物形象、背景情境、情节结构、场面处理等体现出来。描述、说明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可发现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