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美国公共政策

美国宪法实行＂政教＂分离原则,禁止教会干预国家政务,但事实上,宗教组织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如同利益集团一样运作,以各种方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以确保自己的宗教利益。鉴于美国宗教组织在教义信仰和组织结构上呈多元化,它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各自相异,主要取决于历史传统、教义信条、内部团结力量、外部反对力量、战略地位和时代精神等因素。     

论外在制度创新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外在制度创新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 ,不同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强势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博弈乃至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更适合于分析外在制度创新差异性与多样性。引起外在制度创新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是初始条件、核心决策层的偏好与利益、利益集团的构成结构与力量对比、利益集团博弈方式、公共决策形式、形成公共社会决策力的共识与共有理念等六个因素     

二元结构与农民对改革设计的影响力

一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要理解一个社会的改革，也就不能把改革过程当作一些人或政府决策人为了所谓的“全民利益”而进行“制度设计”或“发动改革”的过程，而要把任何改革措施理解为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妥协的结果，从而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对各个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偏好与行为的分析上， 改革措施或者政策的制定牵涉到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福利，因此措施或者政策的最终选择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在不同目标和方向上的利益表达进行综合后所作出的反应，即它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着…     

论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立法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领域产生了一些利益集团,它们以各自的行为方式在政治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随着各类利益集团的发展,它们对政治活动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参与,对政府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方面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本文从立法的角度,阐述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方向.     

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协调功能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层次结构在分化,利益关系格局在调整,导致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公共政策活动具有引导利益观念、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分化和分配社会利益价值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公共政策活动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即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妥协机制和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亚洲国家如何制定政策

公共政策就是一系列旨在增进社会利益的行动,这种社会利益是用社会获得的总利益和付出的总代价之间的实际差别来衡量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利益受到政治权力、官僚势力、立法机关、人民政治力量(压力集团、政党)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及决策过程的严格限制,因此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制定和实现政策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良好途径.本文试图通过描述一些亚洲国家(日本和亚洲共产     

论集体理性政策偏好的形成及价值

集体理性政策偏好为政治体系解决公共事务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分配所产生的效用流是社会成员表达和关注政策的前提,而社会成员在政策过程中会产生随机性而非系统性错误,这是集体理性政策偏好形成的基础.正是在随机性错误的基础上,各种意见通过聚合过程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集体理性政策偏好.因此,政策体系应积极回应集体理性政策偏好以提升回应强度,并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有效衔接.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强弱群体分化明显,使政府面临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任务非常艰巨。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论民主与利益、利益集团

从民主的终极目的来说，利益满足是民主的根本动力；但从民主的产生、民主的实质和民主的活力源泉看，实际上真正对民主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和作用的是利益矛盾。一定的利益差别，必然造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任何阶级、阶层或集团都希望掌握国家权力，或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影响国家权力的行使。但只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才为各种利益集团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条件，而且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的确密切相关，并实际威为民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对民主政治的参与存在很大差别。     

利益集团显性化引发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与一般利益群体不一样,它有明确的政治参与和政策游说行为,是一种意见表达的主体,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利益集团的出现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也存在着某些现实的或潜在的消极影响。对待利益集团问题的基本思路,首先是保证其体制内倾向,避免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其次是政府要保持超越性和公正性,避免陷入利益集团纷争;最后要充分考虑时间和空间因素,引导利益集团发展。     

日本的利益集团

日本的利益集团是指那些为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个人集合体,其行动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以保全或扩大自己的利益,因而也被称作压力集团。在战后日本,     

战后日本民营化政策过程的制度分析

民营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革现存社会组织结构,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在推进民营化的政策过程中,由于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政策过程可能会偏离政策自身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虽然两次民营化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过程不尽相同,但是在"分割性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决策体制下,经过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使民营化偏离了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最终只是基本满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     

从民生角度审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进民生福祉,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价值旨归。当下由于政府的自利行为、强势利益集团的操控、公民参与制度不健全、政策信息的失真与梗阻等因素,导致公共政策公共性的衰减。应从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加强公共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完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遏制已初现端倪的公共政策公共性流失危机。     

土地纠纷中的利益协调与公共政策选择

化解土地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平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完善民主法治建设中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立足于土地资源的系统性，关注隐性化的人地耦合与偏离这一矛盾，从利益协调的角度与公共政策的视角去寻求土地纠纷的化解，去规划应对当前土地纠纷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

政策作为一定政治系统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于公共政策活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机控制,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和有序发展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往往取决于政府管理是否有效.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管制功能,通过公共政策可以规定政策对象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此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由于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政府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政策必须首先从分析政府工作开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的特权,政府官员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统治决策,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实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公共政策趋中机制的理性思考

西方公共政策趋中有一定的机制。要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宏观调适功能,就是要通过各方面在一定机制中的博弈,使公共政策趋于中性,能够照顾到利益多元化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利益,使整个社会在创造活力与社会公正的之间找到均衡点。中国应结合自身实际,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政策趋中机制。     

社会性别视角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政策之比较

性别问题曾经是内地与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中易被忽视的政策＂盲区＂之一。内地与香港尽管在社会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女性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地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制订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盲点＂却成为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政策不能满足性别利益需求的共同制度缺陷。这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盲区＂,无疑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从两性平等的角度出发,反对性别歧视,倡导针对女性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建设,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应成为今后两地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规制缓和中的双层博弈——以日本《大店法》为例

日本<大店法>从制定、修改到最终废除历时20余年.这一过程是战后日美贸易摩擦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国内规制缓和进程大致重合.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大店法>的沿革是其在美国外压和国内各利益集团内压之间有效利用双层博弈的集中体现.这一案例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日本政府在应对外来压力和推进规制缓和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促进市场开放、发挥竞争机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传统.     

论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制度生态及其优化

公共政策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生态。我国的社会转型是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交织,导致某些领域制度失范,形成了各种潜规则,制度生态需要优化。制度生态塑造了公共政策运作的权力关系、规定了公共政策主体的选择行为,决定了公共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要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度生态,必须构建一个不同层次环环相扣、不同领域横向协调、不同层级纵向一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的制度体系。制度设计必须依据宪法原则在不同主体权利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互动和民主协商做出抉择。最重要的是要推动所设计的制度转化为制度生态。制度生态化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学习的过程,通常要经历抵制、排斥、服从、顺应、认同、内化等一系列环节。通过构建由成本递增、回报递减到成本递减、回报递增的回应模型,在不同的环节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提高制度学习的效率,为公共政策运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生态。     

国外社团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基本问题探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策科学的一个分史，已经成为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分配社会价值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公共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善政善治，这就要求民众的意愿和利益要求能够在政策过程中得到表达和尊重，国外社团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其实质就是为民众意愿和利益表达提供中介和桥梁。社团组织通过直接游说、影响选举甚至通过选举获得议会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