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

作为城市移民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关系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使用"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和"长三角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从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高学历对新白领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越深,留城意愿越强烈;对新白领而言,本地化身份认同感越强,留城意愿越大。住房(购房状况、购房意愿、购房可能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拥有住房、打算在本地购房、购房可能性越高的新白领、新生代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烈。     

中外移民社会适应的差异性与共同性

国内移民的人力资本越强,如教育程度越高、就业竞争力越强、经济收入越高,则越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而国外移民的适应则不同,移民越是来自发达国家,其收入越高、生活质量越高、越是有优越心态,越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中外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共同性的规律则是,移民融入城市的动机越强、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社会交往越广泛(社会关系越多),越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的我国白领犯罪解析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环境因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会起到熏陶、诱导作用,因而白领犯罪就是白领们在生活经历中不正确的学习过程。我国白领犯罪的原因包括相互模仿的"观察学习"、相对剥夺感产生的相对贫困、大众传媒的不良暗示以及网络文化中"亲历学习"式的畸形因素等。我国白领犯罪的特点是主体智商高、权钱交易突出、窝案增多和后果恶劣。面对这种形势,应从不断提升白领人格修养、规范大众传媒宣传和净化网络环境等方面入手,消解我国白领犯罪问题。     

市场化改革、关系资本动员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通过对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 2014)的调查,研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第一,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效应,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强化关系认同的双重中介路径而实现的;第二,市场化程度越高,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可见,关系资本的作用并未随市场理性的上升而式微,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顽强地生存,并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和主观态度。     

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豫省例证

通过对开封市六个社区老年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诸如性别、年龄、教育、退休前的单位类型等外在的个体特征,而是家庭状况和社区因素。家庭关系越和睦,子女越多,社区服务水平越高,社区内邻里交往越频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论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奋斗目标，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相对剥夺的现象，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问题。不消除实现共同富裕中可能出现的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将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严重危机。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应当避免或者消除相对剥夺，而不是简单地治理或消除相对贫困，因为消除相对剥夺比消除相对贫困更为艰难。当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之后，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对剥夺感将自然消失。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     

房产、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

基于CGSS2015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个体房产情况、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产数量与居住面积对主观阶层认同感有积极的影响;房产情况不仅能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感,而且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房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传统的职业、收入、教育形成的阶层认同,同时已然成为阶层分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房产的过度赋权与住房功能的偏移,侧面反映了其对个体心理剥夺感及阶层认同的冲击.     

民生财政支出的幸福评价——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是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居民的收入越高,民生财政支出对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强;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稍强;民生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对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核心消费压力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基于CSS2013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结构中的核心消费压力越小、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核心消费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变量关系产生调节效应。这一效应通过了对体制内（外）职业与幸福感关系差异性检验的证实,也被年龄、地域等人口学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差异性所证实,从而证明核心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或消费方面,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消费结构。缓解家庭和居民核心消费压力对提高绝大多数人群的幸福感具有决定性、结构性作用。因此核心消费变量的介入不仅是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使幸福感衡量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合理性。简单以西方研究中设立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确立幸福感衡量掩盖了诸多因素的差异性及其对传统幸福感衡量的影响与作用。毕竟差异性在学术研究中可避免、可控制、可平衡,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不可控制、不可平衡。     

态度、认同与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基于2008CGSS的描述性分析

社会分层既有客观的、结构的事实,又存在人们的主观建构。了解社会分层的主观方面,对于预见社会关系及社会运行走势有重要意义。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显示,人们除了对家庭代际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分层中的作用的认识有高度一致性外,同时在对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上也取得高度一致。较多居民觉得中国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而个人的阶层认同则具有宝塔型特征。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处于中等程度,而对收入差距拉大非常关注。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正>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老年人群体受到大众与政府的关注。社会各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的趋势,不断推出各项举措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章根据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制约因素,研究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提出增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机制、提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积极性的对策。体育锻炼与老年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因果关系,参与体育锻炼次数越多,主观幸福感越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强身健体,降低疾病风险,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青少年成就目标与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文章研究分析并探讨青少年成就目标、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使用成就目标定向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邯郸市两所中学293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初中男生的掌握回避目标显著低于女生。(2)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的自我效能感都显著高于初二年级的学生。(3)初一年级学生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心情愉快的程度显著高于初二、初三年级学生,初二年级学生对健康的担心程度显著低于初一、初三年级学生。(4)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在掌握趋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浅析社交网络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校大学生是接受网络新生事物的主要群体,社交网络对大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继而在整体上也将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社会资本、自我呈现、社会支持、社会比较等理论框架出发,探讨社交网络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浅析社交网络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高校、媒体及相关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社交网络。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对地区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关系的“现象核实”——基于对数据生成过程的考察

研究地区基尼系数与幸福感的关系,其理论意义在于探讨行动者的主观观念或主观感受与所处社会情境的客观特征之间的关联机制。对现实情境中数据生成过程的考察表明,在引入“地区类型”这一变量进行分组分析后,地区基尼系数与幸福感的统计关联就会大幅消减甚至消失。单纯以系数的统计显著性为指标的研究方式,导致以往采用不同数据的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彼此矛盾的结论和解释。这一结论并不完全是否定性的,其中包括了未来应该努力澄清的机制解释方向。社会学的数据分析不应单纯以系数的统计显著性为指引和目标,而应当借助统计表述来思考现实情境中的数据生成过程,在经验数据与解释逻辑之间的循环往复中不断逼近事实真相。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居民生活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功能性活动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这一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满足度评价越高,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休闲参与三个功能性活动要素,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作为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因此,在相应决策中要加强对参保居民的需求分析,重视提升制度实施的改善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关注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可行能力效能。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评价[1].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文章试图将大学生性别差异因素引入大学生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探讨,旨在了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进一步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性别差异的关系,对某高校在校294名大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应加强自信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大学生有更强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