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23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及其评价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行政管理体制日趋优化与高效；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了持续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比较视域下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渊源、制度逻辑及中国贡献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放大了不同社会制度、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各政治行为体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价值认知对于其权力组织、制度框架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以国家能力作为切入点考察和比较中西抗疫模式差异背后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逻辑,它在政治价值基础、动员组织能力、体制吸纳能力、制度韧性等方面分别表现为理性政治与德性政治、紧密型社会与松散型社会、权利本位与家国一体、最小化政府与积极国家等诸多差异。疫情暴露了西方政治理念误区和制度性缺陷,构建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治理体系成为核心议题。中国可以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制度资源：一是强化责任政治逻辑,重新思考和界定国家的角色和功能;二是增强内聚力,重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三是创新上下互通的协同网络,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四是增强协同应对危机意识,推动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试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是由大陆单边主导推进的,以台湾同胞为政策受众的政策体系,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逐渐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使其有效融入大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的实质是国家涉台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子系统。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有利于实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落实国家统一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有机结合。构建涉台公共政策体系,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进行,着力增强国家涉台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优化落实统一过程中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两岸人民之间的最大化。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与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定位与调整.在我国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均衡逐渐改变,功利本位形塑冲突结构与高风险社会的形成,社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累加以及西方民主模式的现实挑战,决定了追求和谐是当代中国必然的现实选择.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道路和我国社会独有的内在特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以冲突为基点的政治与行政模式,而以合作为基点的合作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在合作主义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对政治与行政模式进行如下调整与改造:行政过程要始终贯穿政治的思维与实践;促成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以显规则治理替代潜规则治理;推动"强政府-大市场-有序社会"组合的构建过程.     

有机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生态化建构的基石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形成,须以社会生态共同体或社会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这个有机共同体就是以诸种社团形式为组织结构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是公民参与以社群为主体的民主化自治的自组织形式,它通过合作基础上的自治,彰显社会的力量,借此形成对政治体系的约制。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是良好的自组织媒介,可以担当社会环境与政治体系相沟通的固定渠道。构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必须以政治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之权力来源的社会化为前提,唯此,方可出现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一体两面的整体性关系格局,进而形成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一要明确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二要重视国家安全体系的系统性,需要科研工作者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三要构建决策咨询机制,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智库保障;四要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统筹各个安全领域,促进政府、团体等各部门的联动合作;五要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街道办事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接点”

当下推进基层治理需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紧密结合,而街道办事处在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构建中发挥了"接点"的作用,兼顾"承上"与"启下"的双重功能。所谓"承上",位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末梢,上承政府,以代理人的角色推动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的嵌入,引导和组织自我管理;所谓"启下",与广大基层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与贴近,下接基层社会、社区,是基层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代表人,助力基层社会向国家自下而上的利益聚合。为更好地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街道办事处需扮演并诠释好政策的落实者、公共服务的组织者、群众的发动者、基层自治制度的供给者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者五大角色。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举措及其成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执政党加快推进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重进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内部整合力、强化党员个体能力提升、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提高了党的本体能力;以党组织嵌入政府方式的调整优化为杠杆,不断推动党政关系的理性化,着力构建党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积极探索实现组织成员的多阶层吸纳,促进基层组织网络的扩展,强化了党组织与民众的"鱼水"和"血肉"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执政基础。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匈牙利国家治理体系重建研究:基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

重建国家治理体系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核心目标,而以高制度化水平为特征的强政党是一国治理体系有序建构的重要保障。本文以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为衡量标准,认为匈牙利自转型以来的历届执政党均有显著的制度化发展取向,随着治理体系重建的推进,已经基本摆脱了最初的稚嫩状态,建构起了一套成熟的政党体制运作模式。在主要政党的有力统合下,通过实现经济社会化、行政集权化和外交均衡化,完成了对政治结构的调整;并且以法治为基础重塑了运作机制,对整个治理体系进行持续的秩序供给。总体观之,匈牙利不仅克服了转型初期的社会动荡,在近期也成功消解了极端民族主义生长的基础,从而实现了较为全面的政治发展。有基于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高制度化政党对于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意义,在科学准确地评估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其所取得的丰富建设经验和治理成果。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国家试错论”在司法改革试点路径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逻辑

我国司法改革试点路径的主导性力量总体上经历了地方—两高—国家的阶段性位移,以国家为主导的试错式改革是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总体治理格局。司法权国家化改革在治理效度的比较优势及我国渐进政治的制度安排,共同形塑了国家试错论改革观,具体表现为:法治秩序强调国家建构主义;制度体系强调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改革共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改革目的强调实施并服务于国家政策;改革组织强调中心之下的多元协调。"国家试错论"在司法试点改革中的具体行动是以治理系统自身的结构优化为旨归,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外在战略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内在制度为依托的"元治理"改革,借助小组机制、传导机制、示范机制等活化"元治理"的体系功能。虽然国家主导的试错式改革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改革的优势话语和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但极易衍生"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进而压缩地方建构与社会成长的可能性空间。为此,应从关系建构与制度建构两方面重塑司法试点改革中的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场域建构。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吉登斯论现代国家——兼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将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称为阶级分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与它不同的阶级社会。现代国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它的特点是在与领土权的结合中行使主权和行政垄断权,实现了将暴力手段驱逐出劳动契约领域,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的基础上,本质上是多元政治,极权主义潜伏于其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缺乏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预见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忽视了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吉登斯用反对“化约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国家阶级本质论,必然削弱马克思国家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