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打包许可中过期收取许可费的法律规制

专利技术打包许可中过期收取许可费常因总销售许可费这种许可费收取方式而产生,具有一定合理性。鉴于打包许可和总销售许可费产生的效率,法律对打包许可中过期收取许可费的规制应不同于对单个专利许可的规制。专利法、合同法以打包许可中的过期收取许可费是否为专利权人利用专利权强迫被许可人所为作为构成专利权滥用的标准;而反垄断法对此分析主要关注专利权人过期收取许可费是否不合理地将其市场力量延伸至专利权期限届满后并产生限制竞争后果。     

论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人滥用主要表现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实体上主要是指专利伏击和专利劫持,而程序上主要是威胁申请禁令或排除命令;被许可人滥用主要是反专利劫持和诉求专利无效等。比较分析各国的FRAND和严控禁令等规制措施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的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立法的法律建议:原则性规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负有对所有专利使用人按照FRAND条款许可使用和不能滥用FRAND承诺,对专利使用人寻求禁令救济的义务,原则上标准必要专利使用人不得对专利的有效性提出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则上不允许标准必要专利与使用人达成独占性专利改进技术的回授协议等。     

论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我国实施中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新《专利法》第六章确立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新制度确立伊始还存在一些模糊性和争议点,要想提高我国的专利转化率、为许可双方的交易带来便利性,需要通过明晰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性质、增加许可费改价机制、在许可纠纷解决机制中增加行政裁决机制、建立合理的专利年费减免机制等方案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改变中国的专利体制

近期,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呈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该草案计划干2007年底最终定稿,井于2008年送交全国人大审议。一旦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该修订草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的第三个修订案。1992年,针对初步施行专利法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专利法》进行了首次修订。2000年,《专利法》进行了第2次修订,旨在与《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相关法规接轨。     

论标准必要专利滥用的认定及规制

近年来关于标准必要专利滥用的案件日益增多。“华为诉IDC案”引起我国学术界、司法界及世界通信业的高度关注。推进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遏制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必须平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研究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行为问题及具体情形,分析FRAND原则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可以为我国明确FRAND原则下合理许可费的认定标准、完善标准必要专利拒绝许可制度、建立专门的反垄断审查和处理机制提供借鉴。     

FRAND承诺域外 法律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FRAND承诺是一种善意协商义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未履行该义务则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请求宜采取限制适用态度,不满足特定条件的禁令救济请求,应当认定为必要专利滥用行为;在考虑Georgia-Pacific因素的基础上,可采用事前技术竞争模式合理确定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费用。欧美相关法律实践表明,运用多个部门法保障FRAND承诺实施是标准必要专利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     

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中“通知-删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兼论《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的完善

针对网络交易平台中专利侵权问题,《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加了第63条第2款,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承担。但是,该新增条款由于忽略了“通知-删除”规则保护对象的特殊性,未考虑到专利侵权判断的困难性,立法技术上过于简单,缺乏具体实施要件,导致日益猖獗的侵权现象难以遏止。因此,需要完善通知规则,创设转通知规则,保证网络用户及时进行申辩的权利,从而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     

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中禁诉令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发展愈发复杂化,并且往往以国际平行诉讼的方式呈现,各国通过禁诉令、禁执令、反禁诉令等方式争夺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司法管辖权,我国企业所受影响较大,2020年,最高法院为捍卫司法主权接连做出四个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的禁诉令的裁定,并在民事诉讼领域创造性地适用按日顶格罚款的计罚方式.通过研究国内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中禁诉令的适用,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在坚持司法礼让的原则下,积极应对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夺,维护有序的国际市场和司法环境.     

完善我国专利联营法律体系的思考

随着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专利联营逐渐成为国际专利竞争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专利联营的规制并不完善,现有专利联营反垄断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适用性不强,使我国专利联营发展困难,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常受到外国专利联营非法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根据本身违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豁免制度等国际成熟的专利联营反垄断规制原则,结合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现状,应在《专利法》中设立专利联营概念与组织结构,在《反垄断法》中对专利联营反垄断进行系统规制,在《合同法》中完善规制专利联营的对外许可制度,完善我国专利联营法律体系。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专利权审查义务——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1、2款

201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正式公开,其中第63条,尤其是第1款和第2款引起广泛关注,在这之前,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专利权审查义务的疑问似乎从中已经得到答案,可以说这是专利法发展进程中不小的进步.遗憾的是,该条款直接模仿《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之规定,使其还不能完全适应专利权保护的特殊环境,当中仍有大量细节值得推敲.条文里,“网络服务提供者”到底指的是什么,“专利权审查义务”局限性是什么,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在专利权侵权投诉中又该如何使用,都直接关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及如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审慎思量.     

四川省专利立法中有关职务发明奖酬规定的现状与完善

职务发明制度是我国专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广泛的规定于各项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之中。我国专利立法中有关职务发明的条款,主要规定在我国《专利法》第十六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章中。四川省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依据国家有关立法并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订了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该条例对职务发明利益分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全面体现《专利法》与《专利法实施细则》立法精神与原则的同时,补充并具体化了国家立法中有关职务发明奖酬的规定,为进一步激励发明人发明创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已公布的《修订草案》中,有关规定仍然仅停留在原则性规定的层面。地方性专利立法中职务发明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将原则性规定所体现的理念加以落实。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可专利性及其权利归属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纳入专利法保护已成趋势,因专利法以保护人类发明中心主义为根本宗旨,现行的专利法面临挑战.其表现在:法律未赋予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物未纳入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范围、生成发明的专利权归属不明.要解决此类问题,应坚持激励创新、激励投资的目的,结合专利法的立法趋势,建议未来专利法应扩大专利保护范围,引用科斯定理经济学原理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权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的合理性,使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得到专利法的有效规制.     

试述技术合同法中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我国专利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除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以外,都必须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据此我们认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关于利用专利技术商品的财产权利的一种法律形式。所谓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是指:“专利权人或者共授权人作为转让方许可受让方在约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受让方支付约定的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这里所说的约定范围通常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专利实施期限、区域、形式和使用权范围,就实施期限来说,它包括在整个和在某一段专利存续期间的实施许可;就实施区域来说,它包括在全国和在特定区域的     

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一致性

专利法所设定的专利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垄断性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专利法与反垄断法似乎是冲突的。但是,专利法的价值目标:鼓励创新、增加社会利益、造福消费者,与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维护自由竞争、提高社会整体效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专利法与反垄断法具有一致性。我国应进行专利权的反垄断规制立法,具体包括:制定反垄断法,完善专利法、禁止专利权滥用,制定专利许可反垄断法规及相关指南。     

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司法适用——以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为视角

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主要源自于民法上对有体物的规定。囿于传统民法理论,侵权即判令停止侵害业已成为专利领域的司法惯例。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被视为是侵权当然停止论的突破。但中国现行专利权制度并没有就其中的公共利益及合理费用等概念进行厘定。美国在禁令否决和替代性措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立法沿革及现有的司法实践上看,公共利益与企业性质以及专利性质无关,应当严格界定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内。当权利人滥用专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也可适用第26条。合理费用不同于自愿专利许可使用费和强制许可的许可费,而应是在给予侵权人充分救济的前提下对权利人损失的合理补偿。在合理费用界定方面,可以通过借鉴美国乔治太平洋案所确定的15种因素来进行判定未来使用费。此外,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不应扩展到诉前禁令。     

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的功效及正当性研究

作为一种司法创制原则,美国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在规制不正当专利申请、提升专利申请授权质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对该制度进行本土化的前提是需要充分论证该制度下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专利不可执行性的正当性。专利契约论下的对价和正义原则能够对这两方面给予充分证实：专利契约论下的实质对价要求专利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延伸至专利申请人所知悉的与专利申请的可专利性相关的所有信息;在正义原则之下,专利权人对其通过不正当行为而获取的专利权的主张行为使其不正当行为延伸至司法程序,法院拒绝向其提供司法救济是正义原则的应有之义。     

专利许可证贸易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在技术贸易中,通常把专利权人与其他人订立的许可对方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其专利方法、制造或销售其专利产品的合同,称为专利许可合同,而将通过签订专利许可合同进行的交易称为专利许可证贸易。这种贸易具有很强的法律规范性。由于我国实施专利法才两年多,不少当事人还不了解专利许可证贸易的法律特征,对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认识不清,使签订     

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专利法的完善

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将遇到挑战 ;分析了我国现行专利法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的差距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专利法的法律对策 :专利法应淡化计划经济的色彩 ,大胆同国际接轨 ;专利法的修改将从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两方面出发 ,进一步增强专利权的效力 ;在专利实施方面变“计划许可”为“强制许可” ;加强对外观设计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 ;提高我国企业专利保护水平和能力的措施 ,以应对加入WTO后所面临的竞争。     

“双碳”背景下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问题及破解

绿色技术是加速“双碳”目标实现的“催化剂”,在我国构建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环节、履行国际义务的具体要求以及构建专利生态化的关键路径。我国现行《专利法》缺失“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相关规定,现有制度还存在“公共利益”条款适用不足、许可使用费“度”难以把握以及申请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不健全等法律问题。据此,问题破解之道应当聚焦于：在现行专利制度的框架内增加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条款、将环境利益明确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健全许可使用费定价机制以及完善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等4个方面。     

专利产业化中技术许可衡量指标法律问题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利法>相关条文的分析,提出专利产业化应该增加新的衡量指标,即技术许可的成功率,而成功的技术许可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同时技术许可的付酬标准都成为判断是否成功的方向标,为未来科学、客观地进行专利产业化驱动因素的筛选评价工作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