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东北 ——对东北人口外流现象的思考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明显放缓.国家高度重视保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柱地位,大力推行东北振兴战略,但经过几轮经济振兴的实施,东北的振兴发展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近年来,东北人口外流现象更是引起了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解读为人口外流,"逃离" 东北,一种唱衰东北的声音也不断蔓延开来.以东北人口外流现象为切入点,在分析传统经济发展优势丧失、官僚习气严重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几方面对人口外流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应重新审视与反思东北振兴的内涵,提出一套更加合理的发展评价标准,在认识到东北振兴发展特殊性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加快形成和完善合理的人才回流机制,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资源型县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辽宁省建平县为例

根据1996￣2006年辽宁省建平县土地祥查数据和社会经济资料,分析其土地利用数量、程度变化及土地利用效益情况,定性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定量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人口增长是建平县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人口集中、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核心,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解释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人的就业,单一城市和城市群在吸引人口实现就业转变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68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实证研究发现,地级市层面工业化速度大于城市化速度,省会级城市则是城市化速度大于工业化速度。这种人口集中的特征凸显了城市群经济效应。中国十大城市群2006-2015年的数据表明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越协调,对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水平提升的动力。     

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

东北地区正面临多方面突出的人口问题,既有人口超低生育持续,又有人口老龄化,还有劳动力人口加速外流,三个人口问题加速推动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时,东北也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伴随人口的结构性转变,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及如何消减是当下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以东北地区23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理论分析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没有对东北经济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但是,人口老龄化通过消费需求路径对经济产生消极的间接作用;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东北劳动力成本存在比较优势,但是这种有利的要素禀赋并没有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混合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当取值为负时,人口的负增长会通过调节效应弱化人口要素对经济的贡献。因此,可以说人口负增长将可能为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潜在的风险。     

人口省际迁移对城镇化的影响——典型省份比较研究

人口跨越省际大规模迁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常态表现,其对不同省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路径有着不同影响。本文选取广东省、河南省和辽宁省,做为我国人口省际净迁入、迁出和基本均衡的三个代表性省份,分析人口省际迁移的方向、数量、就业及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需要持续多年的工业化支撑;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人口迁移的流向和影响;不同省份新型城镇化面临不同的人口流动冲击,应走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服务经济发展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实证分析了1978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城镇化进程与服务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与服务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均高度正相关;城镇化进程单向地促进服务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就业结构、工业化程度和市镇化程度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对服务经济发展的短期促进作用。政策建议是:城镇化进程与服务经济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与服务经济共同发展;解决服务消费的城市偏向和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放松服务业管制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以武汉市为例,选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人均GDP三项指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经济增长通常会引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但是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却没有显著作用,这导致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且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模式,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建立多元城镇群发展格局,大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快速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人口就业问题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转移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过程中却遇到诸多问题.主要从农村转移人口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随迁子女教育和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三个方面对农村转移人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加强职业培训、制定政策解决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等对策,以期加快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城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有着重要意义。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转移规模和速度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和农村劳动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因此,积极建设小城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改革与创新政策制度、提升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将有利于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稳定、彻底的转移。     

基于产业集群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高效率的新型工业化,应从集中产品项目的单发展转向区域产业的整体发展,产业集群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基于产业集群发展区域经济,已经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战略选择。     

重庆市北碚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运用北碚区1990—200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北碚区土地利用动态、土地利用程度等变化情况。总结了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管理机制和社会行为五个方面,并针对目前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期对北碚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 VAR 模型的“三化”同步研究

采用中国1978－2013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稳定的 VAR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相比工业化而言,城镇化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强。同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均匀作用,因此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阶段性地依赖于工业化,长期性地依赖于城镇化。     

人力资本外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武汉市1953—2009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初级人力资本、中级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的向量自回归、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初级人力资本和中级人力资本的外流阻碍了武汉的经济增长;但没有发现高级人力资本的外流也阻碍了武汉的经济增长,相反,计量结果表明高级人力资本的外流推动了武汉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因为政府受到压力改进了服务。其政策含义是,对各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流应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城镇化的影响

对湖北省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迁移偏好、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湖北省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儿童数量的减少不利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城镇人口数量,而20²4岁人口以及2024岁人口以及20²8岁女性人口的迁移意愿较强;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纯消费人口"数量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单位加快进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出生人口增加,成为劳动力人口巨大的"后备力量",对城镇化建设发挥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间接对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政策,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减轻后顾之忧。     

加速人口城镇化以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人口城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在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中予以破除。而城镇化的滞后将给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带来诸多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农业生产率低下、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等方面。通过城镇化滞后后果的分析,阐明通过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在内的制度创新,以便加快人口城镇化的步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形式化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形式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指那些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的模型。一般说来,经济发展现象包括:增长起飞,即人均产出由停滞到持续增长的转变;人口转型,即人口增长由快速到缓慢的转变;工业化,即生产技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本文对主要的形式化经济发展模型进行归纳总结,以期梳理出它们关于经济发展机制的基本看法。在形式化经济发展模型中,技术进步、人口转型和工业化被认为是增长起飞的三个基本机制;小孩质量替代小孩数量和消费品数量替代小孩数量是人口转型的两个基本机制;利润平均化则是工业化的基本机制。     

新常态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推动城镇化发展作用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未来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金融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本文先厘清金融发展对推动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再基于VAR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78-2013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推动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但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却相反.误差修正模型表明误差修正项参数显著且均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最后基于模型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1999-2014年河南省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估算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基础设施及人口因子是影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可以分为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及快速增长三个阶段;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推动作用不足,长期推动作用较强,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负向修正机制;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为此,需要努力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推动河南经济增长。     

试论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动趋势

广东省自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在这基础上,政府进行了以市带县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工作,增加了建制市和建制镇。因此,近年来,市、镇人口有了快速增长。本文就广东省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些特点和变动趋势作些分析,并对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一、市、镇人口变动特征 1.市镇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城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近几年来,广东省的市镇人口增长迅速。从1982年7月1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至1985年底止,市镇人口从1104万人增至1877万人,三年半期间增长70％,平均每年递增16.37％。这是广东省解放以来市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例如,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     

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间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实现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战略举措。相对于传统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公平发展权为核心。四川作为西部后发省份,人口流动是其城镇化的重要因素。针对新时期四川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现实,四川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包括:从城市管理的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转移、"乡村型"小城镇向"城市型"小城镇迈进、合理增设市辖区并谨慎设置远离城市中心区的飞地型市辖区、城乡空间形态和产业发展的一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