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研究:述评与展望

"农超对接"作为我国新兴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受到广大学者关注。农民合作社作为"农超对接"的主体之一也备受理论界关注,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从"农超对接"的内涵,"农超对接"模式,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绩效、问题、影响因素和推进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措施六个方面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最后针对当前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今后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以期为农民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参与意愿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是化解农村融资难,发展合作金融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礼泉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相对富裕、收入来源依赖于农业、今后贷款需求大的农民表现出较强的信用合作参与意愿;农民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基本知识及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认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参与信用合作的积极性。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积极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建立健全信用合作基金管理制度、探索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业务的监管和指导服务等对策建议。     

农户参与“农超对接”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苏省菜农的调研

通过对江苏省354户蔬菜种植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的数据,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方法对菜农参与"农超对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研究结论:户主文化程度、政策认知度、风险态度、经营规模、专用设施投入、生产集中度、市场销售情况、距市场远近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变量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其中除户主风险态度和市场销售情况作用力方向为负,其余均为正向影响作用,但各变量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     

“农超对接”在内蒙古特色农产品流通中的应用分析

随着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大型连锁超市的蓬勃发展,超市成为居民选购农产品的主要渠道,促使“农超对接”成为农产品流通渠道的趋势.在内蒙古特色农产品“农超对接”的实施中,应遵循“超市+合作社”的模式,带动农产品产业化、标准化和社会化,同时注重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通过政府扶持,保障“农超对接”顺利开展.     

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的成员意愿研究——基于安徽、江西两省的调研

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已经到了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阶段,合作社的合作即联合将成为农民合作的发展趋势,联合有利于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同质化竞争。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需要尊重成员意愿,忽视成员意愿将导致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失败。通过对安徽和江西农民合作社的抽样调研,研究构建了排序Logit模型和二值Logit模型,用以探讨成员对农民合作社发展前景预期以及成员对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对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意愿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对合作社了解程度、合作社发展预期、参与合作时间、合作社发起人类型以及对社长熟悉程度因素的影响,所以农民合作社联合发展需要以成员需求和市场竞争为导向,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加大合作培训力度,将社会资源良性引入农民合作社发展中。     

菜农参与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蔬菜专业合作社对于菜农增加市场竞争力和提高菜农收入非常重要。基于陕西、山西和山东3省607户菜农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菜农参与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是否参加过菜农职业培训、是否了解蔬菜合作社、种菜面积、蔬菜品种、是否保护地蔬菜、种植历史、销售半径、市场对蔬菜质量等级要求、价格波动程度和当地政府是否积极引导蔬菜合作社的建立等是影响菜农参与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关键因素;性别和当地政府是否给予蔬菜合作社税收优惠对菜农参与蔬菜专业合作社有一定影响;而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兼业化程度和当地蔬菜生产规模等对菜农参与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影响不显著。     

电子政务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交警“随手拍”为例

基于西安市6个行政区的1 238位市民的调查数据，应用技术接受模型、政府信任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的因素。结果表明：公众认同感、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主观规范、月收入、驾驶资格证、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9个指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公众的性别因素影响不显著。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合作社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以辽宁省503份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合作社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户对合作社认知度、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面积、土地流转价格及土地流转方式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合作社具有显著影响,并在对促进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合作社提出对策建议。     

老子的道与万物的生成关系

老子言“道”目的不在于说道本身,而是通过对“道”的特性说明,为万物存在、人间社会建构奠定基础。一切物都由道所形成,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这与柏拉图在阐述其理念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时的语境、理论假设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笔者认为在说明“道与万物”之关系时不能简单套用柏拉图使用语境中的分有。     

南社女性解读：从个体到群体

南社女社员张汉英、唐群英等都是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运动的发起者.笔者采用个体解读与群体解读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南社女性在近代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中艰难曲折的历程.     

再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邦本”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有着切实的内容。古代的民本论者提出过关于制民恒产、使民与政以及化民以德的主张。在继《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之后,笔者对古代的民本思想,在横向上作了深入阐述。     

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与政治防卫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含盖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核心，也是基本人权。公民运用这些权利，不但经由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来表达民意，行使人民权力；而且要能以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身份，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从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农民社区参与问题及影响因素论析

农民社区参与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民社区参与存在着诸如农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内容有限、参与方式单一、参与环境较差等问题。在回顾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尝试从外在层面及内在层面分析影响农民社区参与的因素,认为参与能力贫困是影响农民社区参与的关键因素。通过提升农民的社区参与能力,构建农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参与模式来促进农民社区参与。     

保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思考--从学生状告母校谈起

从某些高等学校学生状告母校谈起,分析了在高等学校管理中如何体现出依法治校的基本原则,论述了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的法律地位及相互关系,列举了现行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若干建议。     

农户持续参加科普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持续参与科普培训对提升农户科学素质具有关键作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将外部环境划分为参与环境和人际环境两个维度,将农户结果期望划分为素质结果期望和收入结果期望两个维度,采用陕西省305户农户随机分层抽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农户科普培训持续参与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和结果期望对农户持续参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素质结果期望在参与环境、人际环境对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收入结果期望在参与环境对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据此提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增强科普培训的实用性以满足农户结果期望等提升农户持续参与科普培训的建议。     

探讨主体性教学“双体“与“互动“关系

“双体”与“互动”是依据《教学论》和《学习论》的一般性原理 ,遵循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 ,从“教”和“学”二个侧面探讨主体性教学过程的发生、发展。把教师的“教”置于学生“学”的活动之中 ,学生的“学”又融于教师“教”的过程 ,最终找到“教是为了不教”这个最佳临界点     

论如何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研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如何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指出了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的关键是企业领导者的民主精神和表率示范 ;明确了“知情权”、“参与权”落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纵向协作模式对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利用北京市234个生猪养殖场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纵向协作模式及其他因素对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纵向协作模式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另外,可追溯食品认知水平、养殖规模、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也显著影响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