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研究”课题组最新公布的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变量、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镇家庭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东部地区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经济类变量对金融资产持有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初级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指标,通过构建Probit及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可能性也越大,且投资风险资产占比也越大.控制内生性后,初级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均强于高级金融素养.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社保情况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均会促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而户主风险厌恶度则效果相反.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尤其是初级金融素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活跃健康发展,提高居民金融福祉,是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房产投资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家庭微观金融为视角,使用2011年中国金融家庭调查(CHFS)数据, 以我国家庭股票和债券等风险资产所占比重的现状与动态变化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研究房产投资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参与及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内看,房产投资会降低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可能性,并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参与深度呈现出反向关系,即房产投资对家庭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资产配置效应。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社会网络数字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 作用机制及效应

随着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人际交往逐渐从现实互动转移到网络交流 中, 社会网络呈现数字化的特点。 基于 2015、 2017 和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对社会网络数字化影 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机制及效应进行分析发现, 数字化社会网络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具体表现在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可能性、 参与深度以及增加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多样性三个 层面。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 数字化社会网络通过促进信息传递、 提高风险偏好和减缓流动性约束来 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行为金融的中国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研究

股票市场波动特征的研究,对于利用金融衍生品管理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行为金融的发展为研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投资者是否理性是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区别.从投资者非理性角度分析,过度自信、羊群行为和处置效应是中国股票市场非对称性波动的主要原因.通过引入行为金融前景理论中的价值函数,修正EGARCH模型,并以上证A股指数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非对称性显著存在,同等程度的利好信息的影响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考察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广度和深度均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表明结论是可靠的。在影响机制的探究中发现,信息整理能力在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决策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金融素养与理财规划能力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两者共同促进了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按家庭的风险态度分组后,发现金融素养对于风险偏好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建议加强金融信息监管,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基于家庭的风险态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教育。     

"80后"家庭风险态度和投资分散化的研究

基于2016年合肥市"80后"家庭金融调研数据,将3种不同风险水平的金融资产分类为7种资产组合,并将新型互联网金融引入到投资组合分类中,研究不同家庭规模投资者风险态度和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关系.研究发现,"80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低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投资分散化程度高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421"家庭持有的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高于非"421"家庭;"80后"家庭投资分散化程度受收入水平影响较大,房产对其投资分散化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货币政策变化与家庭金融决策调整

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改变资产相对收益和公众预期,对家庭消费储蓄和资产配置两大金融决策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家庭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以利率来衡量的货币政策与家庭消费储蓄比重、消费构成、资产持有存量以及结构变动有较大关系.利率上升导致家庭增加消费比重,提高了恩格尔系数,并且增加价格或回报率上升的资产的持有量.利率与长期存款总量、总存款占总资产比重、现金持有量有负相关关系,对房产资产持有绝对量无显著影响但与房产资产占总资产持有比重有正相关性.利率对于股票和债券的持有量和持有比重的影响均不显著.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当前,我国居民家庭存在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客观原因。然而,学术界少有文献从户主经历角度分析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此,利用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户主的外地生活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有外地生活经历、户主外地生活经历时长增加均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影响机制方面,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会通过拓宽户主获取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渠道、增强家庭的社会互动进而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促进作用仅在户主有社会医疗保险、不存在借贷约束的家庭中显著。因此,要积极完善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外来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加快普及社会医疗保险；同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居民家庭合理利用信贷工具优化资产配置。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考虑住房因素的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问题研究

在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择研究框架下引入住房因素,分析了在不同住房总资产比（h）水平下,中国居民投资组合有效边界以及金融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研究表明,住房的引入改变了中国居民投资组合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关系,h值越大,家庭资产的整体风险和收益水平越高;年轻居民的h值较高且资产的流动性约束较强,为降低风险会减少股票的持有,随着年龄的增长h值逐渐下降,居民将提高股票持有比重以荻取更高的收益,年老居民的h值较低,资产组合趋于保守,股票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下降。     

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的关系探讨——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法,研究和分析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具有增收效应,金融素养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微观收入就增加0.096个百分点,且在纠正内生性后依然得以验证。金融素养的提升促进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行为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在金融素养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提高中具有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2%。由此,国家、社会、金融机构和国民等各社会主体应该共同努力,以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微观收入流动性。     

我国家庭股市参与的南北方差异研究

家庭股市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金融行为近年来备受关注。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适应性行为分析，研究我国家庭股市参与行为的南北方差异。以纬度、降水量以及水稻小麦产量差三个标准划分南北地区，通过对家庭参股情况的横纵向对比发现，在不同的南北方划分标准下，南方家庭的股市参与率均大于北方家庭；构建Probit模型，结合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同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幸福感、股票盈亏、基金盈亏、金融理财总价值、股票型基金市值、家庭自有住房数量、户主年龄以及户主学历对家庭股市参与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对家庭股市参与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与我国城镇居民理财规划——基于中国城镇家庭微观数据

依据2012年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可考察我国城镇居民理财规划行为的影响因素,并重点考察自我效能感对家庭理财规划制定及时间跨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家庭理财规划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对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做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对一线城镇居民的理财规划和对三线城镇居民理财规划时间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对非参与股票市场家庭的理财规划和理财规划时间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高管家庭的自我效能感越高,越容易制定理财规划,制定理财规划的时间跨度也越长。     

金融素养与家庭借贷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的证据

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研数据,从借贷素养、投资素养和风险素养三个层面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借贷素养和投资素养促进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对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不显著,但投资素养仅对银行无抵押贷款存在正面作用,同时风险素养的提高会阻碍家庭的银行抵押贷款、高利贷和小额贷款行为。此外,金融素养的提升更有利于省会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