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哀郢》“上洞庭而下江”浅解

屈原《九章·哀郢》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这四句诗的背景是：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大约已经九年左右。作者在这首诗中叙述他离开国都,从夏首(即与长江交汇处的夏水口)出发,沿夏水顺流而下,入汉水,至夏浦(今汉口),再西向入长江,溯流而上,进入洞庭湖一带的经过。除了主张屈原东迁安徽陵阳的学者外,大家都认为屈原的行踪大略如此。关于屈原是否去过安徽陵阳的争论与对“上洞庭而下江”的理解也很有关系。比如汤炳正《楚辞今注》主张屈原去过安徽陵阳,因此把这一句理解为选择疑问句。但既…     

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

屈原的《哀郢》究竟作于何时?为何而哀?历来说法不一。 自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内提出《哀郢》是“哀郢都之弃捐”的说法以后,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而郭沫若,游国恩对王说的进一步肯定,使王说风靡至今,似乎成了定论。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约楚怀王二十九年,汉北两城市被秦军攻占,屈原从放流九年的汉北逃归郢都,立即被逐,东迁夏浦一带后写出《哀郢》。“两东门”指汉北沦陷的两城市的东门,“九年不复”指九年没有复用。屈原未去陵阳九年,被逐期间(约一年)时刻希望返郢复用。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怀沙之我见

作者认为，《怀沙》一诗是屈原在说湘流放期间，得知秦军攻楚直指郢都的消息后，抱着与楚国共存亡的决心，在奔赴郢都途中的作品，屈原原本"怀瑾握瑜"，但自己怀抱的理想被人看作无用的沙土，故深怀怨愤地把诗题名之为"怀沙"──怀抱无用的沙土。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屈原故乡觅踪

屈原故乡应该在屈原诞生的郢都。古人却把秭归称为屈原的故乡,今人又将湖南汉寿考证为屈原故乡,新闻界人士周笃文教授从新闻炒作角度出发发布屈原故乡在临湘,使得国人对屈原故乡的认定愈来愈模糊,需要认真求证。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多数人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影响颇广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说,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屈原东行考》,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司马迁论屈原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屈原列传》,既是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又是杰出的文学批评著作。它为后世的屈原研究,为楚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何正确地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牵涉到文学继承什么传统,肯定什么倾向的问题。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就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篇正确地评价屈原的文章。屈原生活于战     

屈原故乡考

屈原故乡所在,传统说法认为在今湖北秭归县.对此,前人深信不疑.唯孙作云先生三十年前曾指出屈原故乡应在今湖北江陵,然而未受到学术界重视.笔者因考查屈氏封地,发现孙说言之成理,可谓独具只眼.要了解屈原的乡贯,屈原本人的作品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笫一手资料.《哀郢》是屈赋中明确地提到了时间、地点、事件的一章,因此也是研究屈原     

屈原“三闾大夫”考

根据先秦典籍及后世学者的相关资料考证得知,三闾大夫不是官名,而是屈原的爵位称号,只有“左徒”才是官名,是屈原在朝所任的官职。而“三闾”并非是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郢都中的三条闾巷,而是屈原作为大夫爵位所授封地的地名,在今湖北秭归县境内的三闾乡,也就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地。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楚郢新说

楚立国初期都于丹阳,此后都址虽有变迁,而丹阳之名仍旧;春秋早期,楚都从丹阳迁到郢地,都名由丹阳改称为郢。从春秋早期到战国末年的数百年间,楚都数迁而其名郢则始终不改。楚都为什么由丹阳改称郢?郢到底为何意?何以都址屡迁而其名郢不变?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     

屈原的早期任职与《大招》之作

本文指出，屈氏是完完全全没落的贵族，屈原生于郢都，随着父亲的职务变动而迁往原野，长大成人。屈原在35岁担任左徒之前，必然任过较小的官职，应是在楚兰合作文学典籍的侍臣，与怀王关系密切，深受信任。屈原在兰台之宫一段时间的作品，已无从考稽。从有关记载和作品内容分析，《大招》应是屈原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因此，文章得出“《大招》为屈原在二十五岁任职兰台之宫时招楚威王魂所作，时在前329年”的结论。     

屈原卒年新考

关于屈原的卒年,以前学者们纯粹从《哀郢》一诗反映的历史来推断,由于各家对《哀郢》前半部分反映的事件及诗的作时看法不一,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以下九种说法:1、顷襄王十年(前289),黄文焕《楚辞听直》主之;2、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铭《楚辞灯》、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主之;3、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283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之;4、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姜亮夫《屈原事迹续考》(《楚辞学论文集》)主之;5、顷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6、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陈子展《屈原传评注》(《楚辞直解》)主之;     

《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