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法理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所蕴含的丰富法理意蕴,既展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又包含了对传统法理思想的革故鼎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关系、重大原则等理论体系,对于法治思维和法治逻辑而言,能有效破解法律规则意识、法律价值衡量、法治程序逻辑和法治情境逻辑缺陷的难题。中国特色为改变法律规则意识不足提供了新要求;本质要求为寻求法律价值衡量平衡提供了新视角;重大关系为弥合法治程序逻辑分歧提供了新方法;重大原则为消除法治情境逻辑滞后提供了新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内生的法理意蕴,有助于构建我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开创一个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学新范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     

场域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决定命运,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主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场域自觉”,即自觉认识并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和基本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不断变化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特殊场域,这一场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从场域的视野看,新时代的中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坚持的自觉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发展,在不断彰显道路的比较优势中夯实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

"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不仅阐述了场域和惯习的基本含义,而且分析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多重关系;布迪尔的"场域-惯习"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建构原则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统一,坚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科学思路。在建构方法上,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吸收我国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借鉴国外有益法治经验,要将法理学与部门法相结合,将法学与其他学科相融合。此外,还要以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关键抓手,以自主性、原创性和创新性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法治实践作为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主要来源。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论和谐的概念域

概念是命题的基本元素,是逻辑思维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准确厘定和谐的概念域,是开展和谐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的概念域,主要包括和谐的价值境域、存在境域、运动境域和状态境域。其中,"人"是和谐的价值境域,和谐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导向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的存在境域,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关系规定着和谐;"实践"是和谐的运动境域,人类的实践活动既是和谐问题产生的前提,也是和谐得以实现的场域;"共赢"是和谐的状态境域,不同主体间的共生共荣,是和谐表现出来的基本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精准诠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位、核心特征和本质要求。将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对大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在讲清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可以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论维度三个层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相关内容。为了取得良好的融入效果,讲授时要把握系统性原则,寻找二者最佳契合点,改进教学方法,加强相关社会实践,让中国式现代化丰富深刻的内涵切实融入学生心灵,为学生的思想成长、全面发展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维度与意蕴设定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鲜明的法治向度,蕴含丰富的法治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特色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性质、体系化的规范和实践形态三大方面,凸显对法治现代化的意义构筑,并赋予法治现代化以多重意蕴设定。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展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构成与整体状态的总结和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设计为法治现代化确定了目标指引和价值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也为法治现代化明定了发展步骤和演进路线。     

近二十年中国诗歌场域变迁

随着"社会同质化的消解",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诗歌场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其他时代相区分的某些现象和特质。通过诗歌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等"权力场域"关系变化的分析,可知20年以来的诗歌场域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迁:诗歌场域空间的缩小与诗人的失重感、关于失重的反思和诗歌场域自主性构建的努力以及自主性构建的失败和诗歌场域的江湖化。     

司法过程的逻辑——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过程在不同的场域中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在学术场域中,司法过程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在权力场域中,司法过程事实上是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话语斗争,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法官根据特定权力场域的权力关系所利用的一种策略。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必须在司法过程中达到完好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合法性。     

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城乡场域问题

城市/乡村小说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观照社会生活的全部,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小说普遍存在着重乡村、轻城市的倾向。为此,以场域为视角探讨现代城市/乡村小说理论与创作上的流变及互动关系,对于总结现代城市/乡村小说的创作特点,分析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马克思对“历史”与“实践”概念的新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场域”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广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与"实践"是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场域"思想对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重新定位,马克思成功"去蔽"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在场与不在场间的出场逻辑之思。"场域"的客观性的四个基本特征由马克思对"历史"的四个基本前提分析所规定,同时使得"场域"的"实践"也具有相应的特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历史"和"实践"概念的新解是理解其哲学革命的关键环节。     

论法治中国的实践之维

法治中国从美丽的符号具体化为生动的社会实践,是当下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为此,必须探明法治中国实践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结构体系的运行逻辑和对现实挑战的回应之策。法治中国的实践原则是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相一致原则、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相融合原则、法治普适性与适应性相联系原则、整体谋划与循序渐进相结合原则、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相关联原则。法治中国的逻辑体系可以归结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法治中国的实践关切点在于:突出立法重点、完善法律体系;优化行政执法、建成法治政府;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制约公共权力、健全监督体系。     

中国现代话剧的“复旦传统”与“场域”——以复旦剧社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学校剧社,复旦剧社从1925年创立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间,上演了数十种戏剧。该剧社处于诸种不同“场域”中,或受影响,或受益处,不断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剧传统：因“学校场域”而形成注重导演的表演传统,因“剧坛场域”而形成内外结合的操作传统,因“喜剧游戏场域”而形成侧重喜剧的风格传统,因“社会场域”而形成因时而变的内涵传统,而其本质是“自由传统”和“进步传统”。     

历史断层视野中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化场域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现代性"主题的凸显表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已经开始彰显,从而也标志着现代文化场域在中国开始形成。只有以一种"历史断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述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与处理。     

数字媒介场域中数据库式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数字媒介对当下文艺批评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改造,被深度媒介化的批评者从网络数据中撷取某些符号来进行文艺批评的方式不仅早已被开发出来,而且还在短时间内成为广受数字媒介用户欢迎的批评手段.对数据库式文艺批评而言,数据和算法几乎是全部意义所在.在数据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发展完善的情况之下,数据库式文艺批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简单拼贴,并迅速影响到文艺批评的整体生态.在数据库思维模式中,数据库不再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关于数据的组织和集合,体量庞大、能够导航、类型多样、使用便捷等特点使其具备了重构人与批评之间关系的能力,也深刻改变了批评主体、批评方式、批评内容和批评目的.     

“政治传播”在中国：概念生成与知识建构

政治传播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中国兴起。“政治传播”在中国的出场离不开与两个既有概念“宣传”和“政治沟通”的对话。相对于“宣传”,“政治传播”突出了对政治民主的关怀;相对于“政治沟通”,“政治传播”凸显了对传播能力的强调。以上两方面内在相通,即“政治传播”致力于推进传播专业力量融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从而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政治传播需要开展规范性研究,尤其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嵌入“政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建构,从而形成与其他规范体系对话、互鉴的知识内容。在中国,“政治传播”融入国家治理实践主要表现为宣传体制内部的专业化探索、传媒体制与政治传播中间层的建构、公众舆论与政治传播反馈机制的建设等,这些探索反过来又推动了政治传播的知识建构。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传播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融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专业性作用,并就中国现实展开更深入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