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在信息传递方面,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在价值传通方面,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在行为传动方面,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还自然之魅”与“生命文化”的复兴

在现代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背景下,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还自然之魅"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主张。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为自然"复魅"并不是重新把自然"神化",而是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讲也就是"生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文学是一种典型的植根于自然的"生命文化"样式,在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生态文明转向和自然"复魅"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生存方式·人的本性

人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二体性”,人具有双重生命 :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人类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 ,但并不能改变人的生物本性 ,工业文明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类必须由机械性技术生存转向生态性技术生存。克服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结合     

“干栏文化”和云南古代的“干栏”式建筑

住宅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的表现之一,它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一种标志。从穴居野处到高楼大厦的人类建筑史上,存在着一种原始的住宅建筑形式—“干栏”式建筑。这种“干栏”式建筑及其相关的“干栏文化”在我省的情况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想就此谈一点看法。     

生态美育视角下幼儿园生命教育的“祛魅”与“返魅”

当前幼儿园生命教育价值追求与教育实践存在着背离,主要表现在受传统文化、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主体缺席、情感遮蔽、审美匮乏,因此亟需祛除生命之神秘,返回自然之本真。生态美育与生命教育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生态美育视角出发,主张幼儿园生命教育的“祛魅”与“返魅”应坚持审美性、情感性、体验性原则;走出师幼主客二元对立;创设充满生命氛围的亲生命环境;打造体验式生命教育课程,实现生命教育美育转向。     

伦理、环境伦理及科技伦理的生态逻辑——过程哲学的视角

伦理属于自然演化过程在社会中得以继续的最佳准则,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既自然又自觉地遵循着的一种关系准则。人类社会面对环境危机,需要环境伦理,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自然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延伸到自然,参与自然生生不息的共生过程。技术异化的解决,需要科技伦理,科技伦理从人的行为向度考察人类生而面对的危机,涉及危机的极限。“模糊界限”原则阐明了危机极限的内涵及其严峻的现实,这也肯定了科技伦理的意义,从而提出走向生态纪元是地球共同体的未来,也是伦理的追求。     

略论“合意差”定律

合意是信息利用的过程与结果，但总存在着诸多的客观不适应，即“合意差”。“合意差”主要表现为表面式、片面式、混淆式、暂时式、欺骗式等五种类型，其特点具有真相的隐蔽性、自识的滞后性以及行为的时效性。     

“道”:在“无”的向度上

对老子哲学的研究要“言有宗,事有君”;以现代思维方式观照老子哲学存在着错位;老子哲学之道有两个面向,不仅有“有”的向度,更有“无”的向度,而“无”是“道”更重要的面向。在与世界哲学的基本概念如存在、逻各斯、大梵、至上神等观念并行的语境中,“无”是中国式的,是老子的贡献;“无”是绝对的。共时地讲,它在世界的背面,历时地讲,它在万物之初。“无”在人的内在中显露,是“内在超越”的方式,是内在的精神境界;原初的“无”只是看或被看;“看”,是一种逻辑,是中国原初的智慧之道。     

基因技术、自然与社会失序 ——“敬畏生命伦理”视野下的《羚羊与秧鸡》

《羚羊与秧鸡》虚构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商业文化与技术垄断相结合的恶托邦后人类社会,精细地再现了多元的人性、技术垄断与个人意志的碰撞、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失序与人为的自然秩序失衡、精神贫困与技术风险。通过毁灭性基因工程所触发的末世景象,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深刻欲望与恐惧,折射出由人性的恶、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技治主义、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性之扭曲、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险社会。文章通过小说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发展”滞后于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中运行,它的存在本应是服务人类而非辖制人类。借助于“敬畏生命”伦理,启迪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在与社会、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以比较完善的生命伦理原则来矫正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建构“以自然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诗意地栖息”的人类社会。     

母性视角下“自然”内涵的历史展示

“自然”的含义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不断的变化发展的,是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息息相关的.自然在人类进步的过程当中几乎一直是扮演着一个“母亲的角色”：从早期的母性崇拜,到后来的机械二元论,再到当下的女性生态主人类历史的演进,俨然一部母性肉身之存在的史诗呈现.对此,诸多层面的关于“母性自然”的隐喻和解读,均体现了自然之肉身与人类生存利益之间的重要意义.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二者间的相生关系？怎样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谋求人类自身的文明发展？都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环节当中的重要课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向度研究

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受三种思维模式影响,出现了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技术向度研究,一种是文化向度研究,并且以技术向度研究为主导。文章从多元决定论出发,阐述了文化研究向度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质上是一个高等教育价值观不断调整的过程,采取文化向度研究更适宜揭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行为本质,指出技术向度研究方式存在着"线性"方法论缺陷。     

审美形而上学的开拓之路——试析康德的“崇高论美学”

康德的“崇高的分析”是其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为康德美学从现象到本体、从审美到道德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机制,以崇高为转折点,审美判断力从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谐、从外在形式转向人类的深层理性,完成了向“完整意义上的主体性”的迁移。本文通过与康德以前的崇高理论的对比,并联系“自然与人”的哲学基本命题,认为康德的“崇高论美学“是其“哥白尼式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凝聚着康德探寻审美认识论向审美本体论的历史转变、进而走向“人是最后的目的”的人类学追求。     

卢梭对儿童生命之“自然”的认识

卢梭基于对儿童生命之“自然”的关好信念,认为儿童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都是好的;儿童不同于成人,儿童的成长遵循着自然的秩序;儿童必须在生活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成长。这些认识与生物学思想中关于复杂生命系统进化与发育的自组织机制是一致的。种系的发育模式和本能是生命存在的前提,而现实的生命活动作为有机体与环境的调节机制,成为推动生命系统从基因变异到精神演化之进化进程的根本动力,也是个体发展的现实机制。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从基因组的表达调控到有机体器官和组织的生理活动,再到人的精神活动,都表现出生命是自组织的选择系统。自由是生命存在的前提,也是生命存在的本性。     

自然·生存方式·人的本性

人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二体性",人具有双重生命: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人类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但并不能改变人的生物本性,工业文明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类必须由机械性技术生存转向生态性技术生存.克服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结合.     

儿童作为“具体人”的学前教育意蕴及其启示

儿童是人，更是具体的人。纵观具体人的发展历史，其大抵经历了生成、异化、重构、整全、完善等五大阶段，具体表现 为“空洞人”转向“具体人”、“具体人”转向“抽象人”、“抽象人”转向多元“具体人”、多元“具体人”转向两维“具体人”以及两维 “具体人”转向三维“具体人”。可见，“具体人”的发展是一个趋于完整和动态生成的过程，“具体人”的学前教育意蕴理应建立 在“具体人”的内在规定及其嬗变规律上。具体而言，“具体人”的学前教育是契合儿童天性的教育、符合儿童共性的教育、适合 儿童个性的教育。基于此，儿童作为“具体人”对学前教育的启示如下：从种生命维度出发，从新回到身体，激活儿童的生命潜 能；从类生命维度出发，追寻教育理想，唤起美好事物的欲求；从个生命维度出发，回归个人生活，引导个体的自我成长；从三维 一体来看，各美生命之美，锻造充满张力的生命体。     

核技术：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应用核技术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核武器技术和核电站技术。核电站利用可控核裂变过程发电，核武器则利用不可控核裂变过程产生爆炸。从这种意义上说，核电站是可控的“核武器”。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武器是毁灭人类的工具“鸦片”；而作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核电站，是人类慢性自杀的工具“鸦片”。时至今日，核武器和核电站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利剑”，核技术是最典型的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自然”的德性敬畏

“自然”一词至少指称着两个层面的意义,即由万事万物的本真存在组成的“自然界”和万事万物背后蕴含的本性、规律或万物“所以自己而然”之理。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呈现出迷信的、理性的和德性的三种形态。德性式的“敬畏”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审视及对前两种“敬畏”形式的扬弃和超越,对于构建环境伦理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天理自然流行”：程朱“天理”的三大特点

程朱哲学体系中的“天理”无方所、无时间,但具有客观性。所谓客观性是指天理可以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天理是宇宙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根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善”。程朱以天理说仁,其中蕴含仁是人类自然权利的特色。仁作为先天的自然权利,属于“天理自然流行”。人拥有自然权利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人,这决定了人虽然是有限的个体,但先在性赋有这一权利与自由,自然权利先于人世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间偏左”哲学路线的建构

罗尔斯顿以自然内在价值为基础,实现了伦理学的"荒野转向",开创了"伦理的生态向度"[1]。本文通过对其"客观内在价值论"内容的梳理以及所存在的理论、实践缺陷的认识,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走一条现象上表征为"中间偏左"(人为主导同时兼顾合乎物伦)特征的哲学技术路线,实现人同自然的真正和解。     

“失控”与“无为”:走向一种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的突破式进步印证了凯文·凯利有关未来机器“失控”式自主发展的预言,引发了人们对被机器奴役甚至毁灭的恐惧。文章借助解构主义、凯文·凯利提及的“无为”之治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人机合作、共同进化的设想,通过分析机器失控发展对传统二元人机观和主体概念的冲击,旨在指出在真实与虚拟界限消解、“人”的概念不断刷新的后人类时代,传统二元人机观已经过时,且将带来新的人机关系危机。人类需从视机器为客体及他者的思维转向多元动态的后现代主体观,从单一主体的中心式掌控转向共进、权力共享的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如此才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机互动,而人类对机器失控式发展的恐惧最终也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