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以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级指标中的覆盖广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在东部地区及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表现为较强的碳减排效应。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碳减排,应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     

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碳减排成为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基于中国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碳减排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也有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地区较弱。因此聚焦技术创新,完善政府市场的协调机制,因地制宜地发挥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碳减排新思路,以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增长。     

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考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对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1—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间接效应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了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5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商业魅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碳减排。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门限效应

基于2005-2015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和分地区视角,就地方债务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样本视角来看,地方债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只存在单一门限。在门限值以内,地方债增长能够激励企业创新。一旦超越门限值,地方债上升导致的企业融资约束趋紧进而会抑制企业创新。此外,地方债对企业创新的门限效应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从分组回归看,地方债对东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这与东部地区已经跨越以债务促发展阶段有关;相较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地方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强度更大,门限值相对较低。当地方债水平超越该门限值,中部地区的地方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减弱,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会明显阻碍企业创新。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降低碳强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金融具有调配市场资源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属性。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抑制资金流入高污染行业,而且能够催生一批绿色产业,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可扩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西部地区样本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以降低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企业碳减排、绿色金融与地区经济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厘清企业碳减排、绿色金融与地区经济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国31个地级市2008年至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减排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绿色金融的影响不显著；绿色金融和地区经济对企业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地区经济与绿色金融之间相互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为了推动企业积极碳减排、有效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排斥、金融密度与普惠金融——理论逻辑、评价指标与实践检验

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关于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普惠金融在概念范畴和评价指标存在的混乱、重复的问题,引入金融密度概念,从理论逻辑上推演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设计了包含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三类金融服务主体的指标体系,编制了2010-2014年中国分省金融排斥、金融密度和普惠金融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地区金融排斥、金融密度的决定因素,测评了普惠金融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的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存在金融排斥与金融密度的地区梯度效应;乡村人口占比高、国有企业占比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高、金融业竞争不激烈、交通便利程度低的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更高。金融密度在居民、企业与地区经济层面显著差异;发展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改善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门限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门限效应,但门限模型表明除股票市场外无论是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还是较低水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金融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仍为线性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性 ——基于SVAR模型和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关系,并运用门限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是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金融稳定性的格兰杰原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提高宏观杠杆率,降低金融稳定性,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对金融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会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不利的消极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性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加强经济政策的精准导向和资金运用监管,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联合调控机制,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均衡.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金融发展、金融分权与城市环境污染抑制

金融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关键领域和清洁型现代服务业,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文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限模型与联立方程组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且考虑到金融分权对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分权制度下的金融减排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具有减排效应,并且随着金融规模扩张,金融业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金融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基于金融分权的门限效应,较高的金融分权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本地信息优势,强化金融发展的减排效应.此外,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会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抑制城市环境污染.因此,一方面应当发挥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分权制度改革,发挥地方政府和金融部门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地理特征,选取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效化两个维度,运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高效化,但是由于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研发要素在区域间流动,使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人口集聚、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两类环境污染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最小二乘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集聚、工业集聚与生产污染、生活污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利用SAR、SAC模型对本文的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污染在地区间存在"高高"、"低低"聚集的现象;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在引入空间相关性之后,生活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人口集聚对工业污染与生活污染的影响存在分异的现象,忽略空间相关性会高估人口集聚对工业污染的影响,人口集聚主要导致的是生活污染,而不是工业污染;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工业污染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生活污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工业污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活污染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管制对两类污染都有显著的改善效应,但对工业污染的改善效果更明显。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工业污染没有显著的改善效应,但对生活污染却有显著的改善效应。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对污染的分类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人口与工业的适度性集聚、地区污染的联合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7—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以人类发展指数（HDI）(1)框架下编制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作为门限变量，探讨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趋势看，学前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重在0.34%～0.42%之间时，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2）从控制变量看，金融发展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仅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3）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存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单门限效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学前教育质量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