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城市异质性与创新质量提升

本文选取九年间我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程度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城市规模异质性中,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中,一线、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五线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地域异质性中,东、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促进效果较大,西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领域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好数字金融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对接;加强存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增量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加强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地域、时空上的优势;因地因城施策,促进数字金融均衡发展。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实证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4个市、县（市、区）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明显,且其分维度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依次为数字化程度最大、使用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科技创新,且科技创新是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得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还存在区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四川盆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明显。鉴于此,提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金融建设、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两地城乡协同发展、探索两地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建议。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370家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15—2020年数字创意产业的上市企业数据,就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即“数字金融-金融错配缓解-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加剧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传统金融供给带来的“属性锚定”问题。     

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且企业所处地域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效果越显著,相应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也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实质性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努力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监管,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以助推我国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影响研究

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产业规模与资源富集度异质性;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素集聚在数字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加速推动要素集聚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乡村旅游产业创业型企业的成长

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旅游产业创业型企业的融资压力。利用2011—2018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63个地级市新增注册乡村旅游产业企业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总指数和子指标均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检验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机会均等化以及加速企业成长的效果。政府应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完善移动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提升数字金融的使用程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大陆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2S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促进作用较大,其次是使用深度,覆盖广度相对较小;(2)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绿色转型、动能培育、结构优化、福利改善、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3)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8—2021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并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科技创新在冲击抵御与恢复调整两个阶段对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强化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因此,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水平、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对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成为新一轮企业效率提升、成长增值的发动机,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助力或政府引导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市场深化应用及广泛布局。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区域中观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以什么程度、从什么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文章重点纳入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果。文章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财政分权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由此实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这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4)从企业经营发展的综合影响成效来看,数字经济引领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促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强化政策扶持、平衡财政收支、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关注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资源配置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并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创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通过遮掩效应在其中产生传导作用。人力资本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可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构建、金融资源配置、外部条件改善等方面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     

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

基于2008—2017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之间的交互影响,探讨两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交互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受时间跨度影响,但区域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跨度异质性,短期内区域创新对金融发展影响不确定,而长期内区域创新反向促进金融发展,忽略这种反向影响会显著高估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区域创新与金融发展均存在正向空间外溢性,临近地区金融发展促进本地区的区域创新,但临近地区区域创新对本地区的金融发展作用并不显著。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应当融合联动,互利共生,实现双赢。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