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理性思考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矛盾日渐尖锐。加快经济转型,变粗放式增长为内涵式增长,实现经济、环境和谐发展是我国未来的发展之路,而技术创新是实现转型发展的原动力。从国际视角入手到立足国情,深入思考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问题,便于厘清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及经济转型的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环境规制、R&D资本存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的R&D投入,而R&D资本存量正是衡量持续研发投入水平的最佳指标。本文基于BEA原理,合理测算出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R&D资本存量,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挤占R&D投入资源,与R&D资本存量的累积发生“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同时,R&D资本存量、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R&D投资和环境规制策略。     

环境规制、企业异质性与企业退出

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企业退出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对于无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提高,但对于有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环境规制对企业退出影响不显著;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退出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更显著;民营、国有企业退出概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正相关,港、澳、台外资企业则相反;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提升会提高企业退出概率,东部地区企业则相反。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环境规制、资源重置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抓手,成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将资源重置纳入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升级框架内,探讨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激发行业内与跨行业的资源重置,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的作用,从而显著促进我国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环境规制资源重置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高污染、中低技术行业要素投入变化、行业组成结构变动的幅度较大.结合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建立恰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激发要素流动以及企业退出、转产行为,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低碳创新

选取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责任在二者之间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低碳创新,环境责任是其实现途径之一。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与中国大中型企业工业生产率

首先采用DEA-like模型计算2001-2007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水平.其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单位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减少一个单位,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将分别增加0.008 0、0.003 5和0.004 3.再次,从影响技术创新、改变产业结构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生产率的影响途径.最后,提出了环境规制背景下提高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倒逼转型”还是“规制俘获”

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除承担转型调整成本外,还面临高昂的沉没成本。为避免陷入“资源优势陷阱”,政府试图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双方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诱导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选择。研究发现:精心制定的环境规制能触发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但资源实际控制者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间易出现“规制俘获”;声誉机制透过政府公信力损失与得益,媒体披露影响力度与利益相关者态度,可有效约束监管部门被“俘获”行为,遏制企业寻租的可能性,间接倒逼待转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企业违规处罚力度的增加,在倒逼其绿色行为选择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部门被寻租的机会。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